一代风流逐水流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之死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古代文人不乏仁者、智者，所以山水之诗文多矣，更有甚者，不少文人都选择魂归山水，如屈原之于汨罗江，苏轼之于峨眉。
    而在近、现之交的中国，也有那么一位文人将自己的归栖之地选在了水中。虽有为他所喜的《红楼梦》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诗句于前，但他还是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书，于1927年6月1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而他的《人间词话》更是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经典著作。
    初读《人间词话》还是在中学时，那时爱词成痴，无论与词有关的什么都一并读来，虽然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却对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印象深刻。
    “境界”说是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的思想核心，也是他的美学基石。在《人间词话》中国，王国维先生用“境界”说来评价中国词的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诗人的人格和文格要相统一。
    如他提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也。”又指出，“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有柳下惠之风。”
    中国人讲究“文如其人”，强调人品与文品的内在关系，所以《人间词话》中，王老先生之出了“词乃抒情之作，故犹重内美。”他特别强调苏、辛二人之“胸襟”，然后指出无其“胸襟”便无其“词”，是以人品决定文品。他说苏、辛二人“雅量高致”，读其词，便能感到古贤的高风亮节，能从作品中看出作者的高尚人格。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所推崇的“境界”，其中便含有一种“人格”的境界。
    先生论词时，注重人品更甚于文品。如他借用前辈词论家周济的话“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又以刘融斋“周旨荡而史意贪”来评周邦彦和史达祖。虽语带戏谑，令人“解颐”发笑，但却抓住了词人之“品”，更强调了人品与文品的统一。
    近日重读《人间词话》与先生的《人间词》，再联系先生生平，“人品”决定“文品”，方知所言不虚。而再由“境界”一说，推到为人为文的境界，再联想至王国维先生沉于水的死因，不胜嘘唏。也许，那些将先生的死因归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是单纯的为清廷尽忠的人都忽略了《人间词话》中先生所提出的真“境界”，一种“为人”“为文”的高“境界”。
    同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先生早已明确指出了王国维先生的死因，只是世人更习惯于关注其他的琐碎而刻意地忽略。
    其实，在先生信手拈来的晏殊、柳永、辛弃疾三家的怀人、苦恋、抒怀的名句中，已经体现了先生的“境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若非自身有深刻体会，何以会有这样诗意的凝聚，精神的贯注，这“三境界”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
    想来，少年时他“不屑就时文绳墨”，一心向往出洋留学，攻词曲、文艺美学、史学、金甲文字，确实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境界。而先生于乱世之中，一心治学，苦心研究，亦无愧于“衣带渐宽”之第二境界。至于第三境界，则是一种顿悟之境界，如释迦摩尼眼前的菩提，如掉在牛顿头上的苹果，这种灵犀一点，参透真谛的大智慧、大境界，也许便是先生一直探索的人与文的境界吧！“人”即是“文”，“文”即是“人”，文化是他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别无它法。
    余秋雨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国维先生的死归结为死于一种文化，而以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王国维先生是因感与中国文化的没落而死，还不如说，他将自身与文化融为了一体。“文”即是“人”，当社会动乱、民族危亡，古典文化日渐衰落之时，他以生命为之祭奠，为之追随。
    于是乎，一代风流逐水而逝，从此风流云散。他留下那部久负盛名的《人间词话》，让我们继续探索真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