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不久，我那不满三岁的哥哥就开始发高烧，奶奶按照传统经验，给他烧了红糖姜汤水，趁热灌下去，捂上辈子发汗。按现在医学的解释，发烧是炎症引起的，炎症不消，烧很难退。奶奶的办法用在成人身上或许能行，因为伴随着出汗排出了一些病毒，但最终的恢复是靠自身的抵抗力消除炎症。还不满三岁的哥哥太弱小了，没能抵抗住病毒的袭击，灌了几次姜汤烧也不退，只好去请郎中，按郎中开的方子吃了几副药还是不好，最后不得已去了县城里的教会医院。医生说有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打几针就好。可是盘尼西林是稀缺药品，价钱贵得惊人，母亲怎么也凑不出那么多的钱给孩子打针，只好把孩子抱回去，还希望用中药或者老办法能治好孩子的病，谁知第二天孩子就开始抽风，母亲已顾不得奶奶的面子，到村里挨门挨户借钱，等她凑足了钱，把孩子再次送到教会医院，孩子已经不行了。母亲抱着已经断气的孩子，呆呆地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流泪一边自言自语：“我怎么不知道早点去借钱哪？我怎么这么糊涂呀！”
    她不敢大声哭，害怕惊动了医生护士。这时，一个大胡子外国人从她面前经过，看见这一幕，停了下来，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用中国话问她：“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母亲抬眼看了一下这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说：“晚了，谁也帮不了我，我的孩子，他死了。”
    大胡子说：“是的，他死了。我可能帮不了你，也帮不了他，但是上帝能帮助你们。”
    “上帝？上帝是谁？”
    大胡子对她解释了半天，母亲似懂非懂，等他说完了，母亲说：“人已经死了，上帝能帮他什么呢？”
    大胡子想了想，说：“我这样和你说吧，你是想让你的孩子死后上天堂呢？还是让他下地狱？”
    “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
    “……”
    天堂的美好向往吸引了母亲，从那以后，母亲走进了教堂。
    母亲有一个银质的十字架，大约两寸长，很精美，用一串珠练穿着，那些珠子只有绿豆粒那么大，也是绿豆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很感兴趣，拿过来想仔细瞧瞧，可是母亲却一把夺了过去，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有这个。”那正是文革时期，我凭直觉知道这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自然也不敢对外人说。后来母亲把它藏了起来，我虽然又看到过几次，但是母亲始终是躲躲闪闪的，我一直没看清楚过，也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直到她去世。
    天主教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到十九世纪末，在山东一带已经非常盛行了。母亲每周都要到玫瑰坡教堂去做弥撒。
    有一天，母亲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她：“带子！”
    母亲回头一看，原来是沈家的大小姐。沈家的三位小姐都不是一母所生，平时争来斗去，关系很紧张，但是和我母亲都还过得去。母亲十分诧异地问她：“大姐，你怎么到这来了？你也信教？”
    “不，我是来找你的。我在门口等了半天了。”
    大小姐还领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长得十分清秀，像个腼腆的小姑娘，母亲问：“这是大外甥吧？叫什么名字？”
    那男孩害羞地答道：“马国栋。”
    大小姐婆家在河对面东阿县，丈夫却在上海。婆家是沈家生意上的老搭档，也是做阿胶和玫瑰生意的，大小姐结婚没多久就跟着丈夫到上海去了。这次回来一是回娘家，二是替丈夫料理一些婆家的事。
    母亲问：“找我有事吗？”
    “我就是想问问你，知道不知道剑平的下落。咱们姐妹里边，他和你最好，我想你可能知道他的消息。”
    剑平就是沈家的少爷，母亲一听问剑平的下落，心里吃了一惊，焦急地问道：“剑平？剑平他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他跑了。说是要上前线去抗日、打鬼子。走的时候和爹闹翻了，爹就像当年关你一样，把他关起来了。谁知过了几天他也和你一样，跑了。”
    “他是什么时候跑的？”
    “腊月十七。后来爹听说小石匠腊月十八闯关东去了，就断定这事和你们俩有关，让我来问问你。你跟姐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母亲连连摇头说道：“我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了，早就跑着告诉爹去了。”
    大小姐望着她那焦急的神色，知道她没撒谎，叹了口气说：“不知道就算了。他要是给你来信了，你赶紧告诉爹一声。”
    母亲点着头说：“我知道。爹身子骨咋样？还好吧？”
    大小姐叹了口气说：“唉！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剑平这一走，一下老了一大截。咱们姐妹几个又都不在，身边一个儿女都没有，你说他心里会是啥滋味？”
    “我想去看看爹，他能让我进门吗？”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前边的事气还没消，这又添了剑平的事，现在回去肯定不行。”说完，大小姐走了。母亲冲着他的背影说道：“大姐，剑平要是有了信儿，也给我带个话。”
    转眼间父亲走了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母亲只收到过他一次来信，那是他刚走不久托人写来的，后来就没了消息。奶奶和母亲仿佛心照不宣，谁都不提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提起来怕承担不起，其实放在心里也一样。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奶奶经常依着门框远远地望着望着村头那棵老槐树，望着从树下伸向远方的那条大路，希望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路上；母亲则每天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祈祷，盼望着他能平安归来。就这样，一直盼到大年三十，父亲回来了。那天，和他走的时候一样，天上依然下着大雪，父亲一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父亲逃走的时候，身上只揣了两个橡子面窝窝头，走到锦西就饿得走不动了。他身上还有不少伪币，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想买点吃的。谁知刚坐下，就听见街上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接着就看见满街的人开始跑动起来。父亲出去一看，只见街口两头都有宪兵和警察把守着，满街的人都被堵在街筒子里，挨个检查，凡没有良民证或通行证的一律抓走，日本人称之为“一齐索出”，他们经常堵住一条街的两头，搞这种一齐索出的行动，专门抓“浮浪”（氓流），以补充劳工的不足。父亲没有良民证，也没有通行证，日本人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故意不给他们办，平时在工地和工棚之间的范围内活动没人管，但是一上街就经不起查了。父亲被“索”走了。
    父亲被带到了“矫正辅导院”。矫正辅导院是专门为日本在华企业输送劳工的，伪满在东北设立了大大小小九十多个辅导院，有些大企业还专门为辅导院提供资金和用房，什么时候缺劳力，缺多少，只要和辅导院打一声招呼，辅导院立刻就满街去抓人，不出几天就能把几千人输送到企业中去。如果正赶上企业要人，算是幸运，抓住就被派去做工去了，如果被抓了还没人要，那就要倒霉了，辅导院设有各种刑具：灌凉水、灌煤油、夹指甲、钉竹签、冷冻、倒吊、关水牢、地牢等等，简直是骇人听闻，“辅导士”们闲着没事，就用这些刑具来折磨被抓来的“浮浪”。父亲被抓以后，一个中国辅导士拿着榔头轻轻地敲打着父亲的头问：“你的脑袋够不够硬？”
    父亲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辅导士说，“够硬你就和这个榔头碰碰，不够硬就老老实实去做工。”
    父亲只好说愿意去做工。不一会，愿意去做工的就站满了辅导院的院子。那些答应得慢一点的，立刻就遭到一顿洋镐把子的毒打，那些辅导士管这叫“镐把炖肉”，炖完还不服气的就得上刑。但是也有不怕死的，一个热河汉子，平白无故被打了一顿，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夺过镐把来把一个辅导士打了两镐把，结果几个辅导士一起冲了上来，那汉子抄起窗下立着的一把铁锹，一抬手把一个辅导士的脑袋劈成了两半，一个日本人掏枪刚要打，又被那汉子一锹劈倒了，几个日本人一起向那汉子开了火，那汉子中弹之后还又劈死了一个日本鬼子。由于这个热河汉子的反抗，这批“浮浪”统统被送到了阜新煤矿。
    父亲干活的这个矿叫北道坑矿，在这里采煤的绝大部分是抗日的战俘和那些思想犯、经济犯，也有不少是被骗招骗抓来的百姓。矿山的四周布满了电网和岗哨。日本人采取的是人肉开采政策，“以人换煤”，劳工们每天要在井下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每人都有定额，井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守着，完不成定额不准出坑。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出坑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饭，一顿只有一碗，劳工们饿得把电网内的草都拔光了，有的人看见电网外有青草，便不顾死活伸手去拔一把来充饥，一不小心触到电网，就活活被电死在那里，侥幸没有被电网电着，被站岗的哨兵看见，一枪打过来，也就没命了。井下不供水，劳工们渴极了就喝那些水坑里的污水，不少人因此得了病，继而把命送掉了。为了防止劳工们逃跑，晚上睡觉必须把衣服都脱光，由“炕长”锁在一个柜子里，第二天早上再发给大家。父亲刚去的时候，大炕上挤不下，一个日本人拿起一把铁锨，照着炕中间劈了下去，那些脱得赤条条的劳工们急忙向两边躲闪，于是日本人指着和父亲一起来的几个劳工说：“你们的，上去！”几个手脚麻利的早把衣服脱光了窜到坑上去了，父亲脱得慢了点，被剩下了，那个日本人嫌他动作慢，就让他睡在地上。日本人走后，劳工们见父亲可怜，又给他挤了块地方让他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