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个大夫呢，包扎个伤口就出了一头的冷汗，太丢人了吧…”缝完伤口我去打水洗地，书生跟着我，不依不饶地嘲讽着。
    我不搭他的话，洗净了手，伸向他：“纹银二十两，多谢。”
    “什么！”他瞪大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他是江南人的精致长相，鹿一样的眼睛，眼角略上挑，像白瓷里镶了两颗黑棋子，南人里这样深的眸色很少见。
    “伤口包扎用药折成现银三两五钱，换药十两三钱，伤愈前的十九天里食补共九两左右，现银结算，恕不赊欠。”我手仍伸着。
    “那也是二十三两八…呃，我去拿钱给你。”书生嚷着，转身便跑。
    我伸手拉住了他。
    “还…还想干什么？！”他惊惶地瞪着我，一双鹿眼里充满戒备。
    我笑：“你叫什么？”
    “柳俟。”他瞪着眼看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没回答，转身向着躺椅上的连生：“叫夫子。”
    连生乖乖地：“夫子好。”
    柳俟看着年轻，却不好骗，指着连生问我：“你是想要他在受伤的时候去我书馆里读书？”
    我点头。
    他白我一眼，在院子里踱步：“这我可要好好算算了。”
    话是这么说，他走到辛夷树下时，已经得出结论了：“读到他伤口愈合，一共还欠你七两四钱银子。”
    说完，一溜烟跑了。
    连生伤愈要十九天，他书馆收费分成每日来算也是散碎的数字，但他不用算珠，七步之内，就已算好。
    这江南，果然人杰地灵。
    我和柳俟一日日地熟识起来，等连生的伤口换了第四帖药后，他已经会在每天孩子们散了学后抱着一叠交上来的大字坐到我院子里，一边看着连生翻晒药草，一边说点风凉话。
    我叫他柳俟，至于我的名字，我一直不说，他也就不问。心情好的时候，他叫我“喂”，若是学堂里学生打了架了，哪家的商贩父亲把儿子拖回去帮工了，他心情不好，就叫我财迷，偶尔叫江湖郎中。
    我看他的处境还算是中上，连生在他书馆里读十九天就付了将近八两银子，是寻常人家半年的开销，收的学金也算贵的了。把孩子送到他这里的都是些殷富之家，多是商人，江南鄙薄商人的风气不重，商人之子被允许进入民间学堂。
    而那些把孩子送到他那里的商人也许是因为自己没读过多少书的缘故，对他尊敬得很，开口闭口就是“先生”。
    要是别的读书人，被人这样捧着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小狐狸偏偏不是，脸上仍是淡淡的，一副云淡风清的样子。
    再者说了，要说他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这怀的才，也太多了点吧。连生初去他学堂的时候，看见周围全是一帮七八岁的小孩，还有些不好意思，过了几天也就放开了，还把学了的东西念给我听，其中也有听同学说的“夫子”的诗作。
    京畿三公子中，姚衡的诗作得最好，他十岁应诏所作的“祥云浮上苑，冠盖满京华”之句至今还广为传诵。我和他呆久了，也能分辨诗的好坏。
    以柳俟的能力，当个夫子，就算教到国子监，也是屈才了。
    至于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好说的，就像柳俟嘲讽的那样，是个财迷。
    在外人看来，这家的医馆奇怪得很，寻常伤痛来找大夫，他是不医的，要是好不容易来了个伤重的，他的诊金又高得离谱，病人就算没死就吓走了半条命，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医术还不错，剩半条命还救得回来。
    最让人不解的，是大部分时候那些病患都给不出那么多钱，都是打个欠条，大夫竟然也答应了。甚至有些特别贫苦的，也许是欠的日子太久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逢年过节的，特地从家里拎了几串干辣椒，腊鱼来，我也收下了，把屋檐下的药草挤一挤，把它们挂上去。
    这样的行为，只换来柳俟一句“有病”，等到秋天，他已经习惯了到我这里蹭饭的时候，他连那句“有病”也不说了。
    当然，好学的连生曾经问过这件事－－随着柳俟蹭饭蹭得越来越准时，他在柳俟那里读书也读得越来越起劲，并且把柳俟篡改圣贤书的那句“知之为知之，不知就要问”奉为至理名言。
    连生问我：“师父，为什么你明知他们还不起钱还要他们打欠条呢？”
    我想了一会，认真地告诉他：“因为人都不喜欢背着债过日子，所以那些没有病得要死的人为了不打欠条就不会上我的门了，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
    我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发呆了。
    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树荫下嚼着甘草打红叉的柳俟给了我一个鄙视的眼神。
    连生还是一样的傻，不过我们都习惯了，就任由他在那一边冥思苦想。
    其实我也不是所有半死的人都救，某些夜里，常有大腹便便的伤员被马车送到我门口，仆人都是一副鼻孔朝天的衙门相，更有甚者，官靴都没脱下来，实在太太太侮辱我智商。我一律摇手说治不了送出门外，第二天早上就听见某个贪官又被人打得重伤，几番延医，还是不治身亡。
    这南边却是不比京都，京都乱起来，是平民百姓活不下去，南边却是官员先挺了尸。
    都说京北出武将江南多文官，若论起招民怨的本事，江南的文官确实比我们的武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