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承桐二十五岁时已经是光华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
    博士后学位，数学竞赛金奖，俞光华和夏梅的儿子，俞光耀的侄子。这些标签像勋章一样挂在他身上，每一个都闪闪发光，每一个都准确无误地定义了他的位置——金字塔顶端，人群之外。
    他做手术的时候手很稳，从来没有抖过。
    带教的主任医师说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他没有谦虚，也没有得意，只是点了点头，因为他觉得这算不上夸奖。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难。学习不难，考学不难，做手术不难，跟人保持距离更不难。
    他住在医院附近的高级公寓里，上下班步行，路上会经过一家花店和一家咖啡店。他偶尔会买一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喝起来像药，但他觉得刚刚好。
    他不常回家吃饭。父亲俞光华大部分时间在公司，母亲夏梅在大学教书，一家三口各忙各的，偶尔通个电话，内容都围绕着“身体好不好”“工作忙不忙”。
    没有什么不好。
    他从来不觉得孤独。
    那天是周四，俞承桐值夜班。
    急诊室在晚上十一点之后安静了下来，走廊里的灯调成了柔和的暖光，护士站的电话偶尔响一声，打破了那种有规律的安静。
    “俞医生，急诊来了个刀伤病人，需要处理。”护士小周敲门进来，手里拿着病历夹。
    俞承桐从值班室的床上坐起来，扣好白大褂的扣子，接过病历夹。
    “什么情况？”
    “男性，二十五岁，腹部刀刺伤，伤口约三厘米，深度不详，出血量中等。据送诊的朋友说是被人捅的，已经做了紧急止血处理。”
    “朋友？”
    “对，一起送来的，在走廊等着呢。”
    俞承桐推开急诊清创室的门，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无影灯已经打开了，白色的光落在手术台上，照着躺在上面的人。
    他走过去，目光落在病人的脸上。
    那一瞬间，他的手顿住了。
    他拿着病历夹的手，在白色灯光下，微微地、不可抑制地，抖了一下。
    这是他做医生以来，手第一次抖。
    病床上躺着一个男人。寸头，小麦色**，下颌线硬朗得像刀削出来的。他闭着眼睛，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忍受疼痛，又像是在做一场不太愉快的梦。他的T恤被剪开了，露出紧致的腹肌和腰侧那道还在往外渗血的伤口。
    那张脸比十年前轮廓更深了，更成熟了，更硬了。
    但俞承桐认得。
    他认得那双闭着的眼睛睁开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亮亮的，凶凶的，但看着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躲闪，会发红，会连耳尖都烧起来。
    他认得。
    他不可能不认得。
    俞承桐站在原地，无影灯的光把他整个人照得发白。他看着病床上昏迷的人，胸口那个位置忽然涌上一股陌生的、滚烫的、来势汹汹的潮水，从心脏一路往下冲，冲到小腹，冲到指尖，冲到他的每一个毛孔里。
    他猛地转过身，背对着手术台，闭上了眼睛。
    呼吸。
    他在心里说。
    呼吸。
    但那股潮水没有退。
    他甚至能闻到自己信息素的味道——冷冷的，像冬天的雪松，平时被他控制得严严实实，此刻却像决堤了一样往外涌。
    为什么？
    他在心里问自己。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
    他睁开眼，缓缓转回身，目光重新落在那张脸上。
    那张脸上沾了一点灰尘，下唇有一道干裂的小口子，睫毛微微颤动着，像是在做梦。
    俞承桐攥紧了手里的器械，指节发白。
    他需要做手术。
    他需要集中注意力。
    他需要把这个人腹部的伤口缝好，然后——
    然后什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从今晚开始，有些事情，他再也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