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是个阴天。
    我们把行李捆在那两辆破自行车的后座上。帐篷、睡袋、锅碗瓢盆，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修车工具和药品。
    陈漾穿上了那套我给他买的、一直舍不得穿的冲锋衣，深灰色的，显得人很精神。我也换上了工地上干活穿的最结实的裤子。
    我们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出了门。
    骑出城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晨雾很重，能见度很低。我们一前一后，谁也没说话，只有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
    陈漾骑得很稳，背挺得很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骑一会儿就要停下来喘气。他跟在我后面，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像一条忠实的影子。
    出了城区，路开始变得颠簸，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休息。陈漾去买了两瓶矿泉水，递给我一瓶。
    他拧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喉结剧烈地滚动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衣领上。他抬手抹了一把，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眼神有些发直。
    “梁昭。”他忽然说。
    “嗯。”
    “你说，那边的山，会比黑河那边的高吗？”
    “废话。”我踢了踢轮胎，“那是高原，海拔三四千米。你那点儿肺活量，爬两步就得吸氧。”
    他笑了，没反驳。
    我们重新上路。
    路越来越难走，上坡也越来越多。
    陈漾开始喘了，但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哮喘，而是一种均匀的、沉重的喘息。他不再跟我说话，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踏板上。
    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就在我身后。
    那声音像是一种鞭策，抽/打着我也加快了频率。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一个小镇。找了个小面馆，吃了一碗素面。
    面很咸，也很油。
    陈漾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走过的彝族老人。那些老人穿着传统的服饰，背着巨大的背篓，步履蹒跚却坚定。
    “梁昭。”他看着那些背影，忽然说，“他们好像从来不急。”
    “他们没班要上，当然不急。”我扒拉着面汤。
    “也是。”他点点头，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完。
    下午的路更难走了。开始进入山区，盘山公路像一条巨大的蛇，缠绕在山体上。
    弯道一个接着一个，坡度也越来越陡。
    陈漾骑得更慢了，有时候甚至需要下来推着车走。但他没喊累，也没停下来。他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像一只倔强的蜗牛。
    我骑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他。
    阳光穿过云层，照在他汗湿的头发上，闪闪发光。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却有些发白。但他咬着牙，死死地盯着路面，仿佛那不是一条路，而是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在骑行。
    他是在朝圣。
    用这种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去向那个曾经毁掉他的命运，发起一次微不足道、却又惊天动地的反击。
    傍晚，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扎营的地方。
    是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旁边有一条小溪。
    我们支起帐篷，生起火。
    陈漾坐在火堆旁，拿出地图，借着最后一点天光，研究着明天的路线。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勾勒出他坚毅的轮廓。
    我递给他一根烟。
    他接过，点上。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梁昭。”他叫了我一声，没回头。
    “说。”
    “谢谢你陪我来。”
    “少来这套。”我把柴火往火堆里添了一根，“真要谢我，明天别拖我后腿。”
    他没笑，只是沉默地看着火堆。
    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后山放牛。那山也高，路也陡。我爸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那时候觉得，只要跟着我爸，天塌下来也不怕。”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
    “现在想想，那山，其实也没多高。”
    我看着他颤抖的肩膀，看着他被火光映红的眼眶。
    我没说话，只是挪过去，坐在他身边，把我的外套披在了他身上。
    他没拒绝，也没动。
    我们就那样并肩坐着，看着火堆里的火星噼啪炸开，升腾，最后消失在浓稠的夜色里。
    那口气压在喉咙里的叹息，最后没吐出来。
    我知道，他终于翻过了那座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的大山。
    哪怕身体还在受罪，哪怕前路漫漫。
    但陈漾他赢了。
    赢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