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漾走了三天。
    这三天，我像是丢了魂。
    干活的时候走神，卸货的时候差点被箱子砸到脚。工友问我怎么了，我说腰疼。他们也就没再多问，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让我注意休息。
    晚上回到住处，屋里安静得可怕。
    我不敢开灯，也不敢开电脑。我就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车流的声音，听着隔壁夫妻吵架的声音，听着楼上小孩哭闹的声音。
    这些声音提醒着我，我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那个叫“梁昭”的躯壳里。
    第四天晚上，我正在煮挂面，手机忽然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黑龙江。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接通。
    “喂？”
    “……梁昭。”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信号不太好，夹杂着滋滋的电流声，还有呼呼的风声。
    “你到了？”我问，嗓子有点紧。
    “嗯。刚下车。”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很兴奋，“这边……冷得很。风跟刀子似的。”
    “那是你那边本来就冷。”我往锅里打了个鸡蛋，“事情办得咋样？”
    “还没办。我刚到县城，明天一早坐大巴进山。”
    “哦。”
    沉默了几秒钟。
    “梁昭。”
    “说。”
    “我刚才在车站，看见一个老头。”他的声音低了下来，“背有点驼，走路一瘸一拐的。我看着……特像我爸。”
    我心里一揪。
    “你叫了么？”
    “没。”他苦笑了一声，“走近一看，不是。我爸要是还活着，也该是这个岁数了。”
    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这边变化挺大的。”他转移了话题，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故作轻松的语调，“路修宽了，房子也多了。就是风真大，吹得我耳朵疼。”
    “那你多穿点。”
    “带了。那件夹克挺挡风。”
    我们又东拉西扯地说了几句，都是些没营养的话。比如这儿的土豆炖得挺好吃，比如那儿的出租车起步价涨了，比如这儿的网吧网速真慢。
    直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忙音，提示余额不足。
    “我挂了啊。”他说，“这电话贵。”
    “行。”
    “那……我挂了。”
    “嗯。”
    电话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那儿，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
    那通电话，一共持续了三分四十秒。
    我记住了这个时间。
    那天晚上的挂面，我煮糊了。鸡蛋也老了，咬不动。
    但我还是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吃完，我坐在桌边，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
    我忽然意识到，我对陈漾的感情，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也许是在那个破门房里，他为了五千块钱跟我急眼的时候；也许是在那个下着暴雨的夜晚，他缩在被子里发抖的时候；也许是在疗养院，他为了吃一口驴肉火烧而露出满足表情的时候。
    那种感情，像一颗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壤里，不见光，也不发芽。但我每天浇水，施肥，守着它。
    直到他要走了，我才发现，那颗种子早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根须扎进了我的心脏，枝叶遮蔽了我的天空。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一个不可能爱我，也不该爱我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