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机构的药批下来了。
    不是神药，但足够维持。免费的国产针剂，搭配着进口的辅助药，账单一下子从天文数字变成了勉强能喘口气的数目。
    陈漾的烧终于退了。
    那是一种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撤退。烧退得很慢，像退潮一样，一天降个零点几度。但终究是退了。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浑身烫得像块烙铁。皮肤的温度降下来，触手生温，甚至有些凉。那是久病之后的虚冷。
    医生来查房，拿着片子对比，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些。
    “炎症消下去了。肺上的空洞虽然没有完全闭合，但边缘开始长出新的组织了。”老主任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小伙子，命硬。”
    陈漾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瘦得脱了形，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
    李娟来办出院手续。算下来，除去慈善机构减免的，我们自己还要承担一万多。她把账单递给我，我看着那一串数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钝钝地撞了一下。
    这钱，是李娟又去借的。她没说，但我知道。
    “回去后，药不能断。”李娟把一袋子药递给陈漾，叮嘱道，“一个月后来复查。如果有发烧、咳血，立马回来，别硬扛。”
    “知道了，李娟阿姨。”陈漾接过药，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易碎的宝贝。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阳光很好。
    刺眼的阳光洒在陈漾脸上，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他在那个充满消毒水味和**声的房间里待了太久，久到忘记了外面的太阳是什么样子。
    我拦了一辆去长途车站的三轮车。
    车子突突突地响，颠簸着行驶在坑洼不平的马路上。陈漾坐在后面，怀里抱着那个装药的袋子，身体随着车子的节奏摇晃。
    他看着窗外。
    街道，店铺，行人，还有路边那棵叶子掉光了的杨树。
    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到了车站，买了票。回咸水镇的车，下午两点发车。
    我们在候车室里坐着。候车室里很冷，只有几根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几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躺在长椅上睡觉，鼾声如雷。
    陈漾一直没说话。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鞋还是我们来的时候穿的，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鞋帮上还裂了个口子。
    “回去后，”他忽然开口，声音还有些哑，“我得找个活干。”
    “不急。”我说，“先把身体养好。”
    “得急。”他抬起头，看着我，“欠李娟阿姨的钱，得还。欠你的，也得还。”
    “我说了，不用还。”
    “得还。”他固执地重复了一遍，“我陈漾这辈子，没欠过谁。现在欠这么多，心里不踏实。”
    检票了。
    我们随着人流上了车。还是那辆破大巴，座位脏兮兮的，车窗关不严，风呼呼地往里灌。
    陈漾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子启动，驶出县城。
    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平房，再变成荒凉的戈壁。
    他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山，看着那条干涸的河床，看着那些像蚂蚁一样在路边行走的人。
    “梁昭。”他喊我。
    “嗯。”
    “你说，人这辈子，到底图个啥？”
    我没回答。这问题太大了，大到我这辈子都想不明白。
    “我以前觉得，图个理。谁欺负我，我揍谁。谁欠我的，我要回来。”他自嘲地笑了笑，“现在觉得，真**幼稚。这世上，哪有什么理。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车子颠簸了一下，他扶住前面的座椅靠背，剧烈地咳嗽了两声。但很快压下去了。
    “这次回去，”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电杆，“我不找三叔了。也不想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
    “想通了？”
    “想不通也得想。”他转过头，看着我，“我妈拿命换我活，我不能白活。我爸在地下看着我，我也不能让他寒心。”
    他的眼神很平静，那种平静里，有一种死过一次之后的通透。
    回到咸水镇，已经是傍晚。
    天边烧着一片血红的晚霞，把那个破败的小镇映照得有些凄凉的美。
    我们没回那个旅馆。老板说我们退房了，东西还在那儿，给我们存着。
    我领着陈漾去拿东西。
    那个破包，几件换洗衣服，还有那个小本子。
    陈漾把包背上，那个包依旧很沉，但这次，他背得很稳。
    “今晚住哪儿？”我问。
    “去煤场。”他说，“光头答应过我，只要我病好了，还能回去干。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