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被抓的人越來越多。百雀園街上的許多群眾家裏，都成了關押“改組派”人犯的臨時牢房。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出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連改組派、第三黨是什麼名堂都不知道，更想不到那是掉腦袋的罪名。你說他是，就承認了，承認還不行，還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誌、同鄉，在一塊議論過工作，便成了‘同黨’，就這樣株連就是一大片。”
    與憑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鏡子“相人”。在紅四軍十師的二十八團，由保衛局十幾個幹部站在全團的隊列前麵，其中一個人手裏拿著一麵大鏡子，先由保衛局的人講話：“在我們的部隊中，潛藏著許多改組派、第三黨分子！現在我們用這麵鏡子來鑒定誰是紅色戰士，誰是改組派反革命。真正的改組派就會通過鏡子現出原形！”之後，每個紅軍戰士被迫看著鏡子走過去，保衛局的幹部則站在一旁觀察，隻要從鏡子裏看出哪個人有異樣神情，這人就是“改組派”。就這樣，一個連隊就有二十多人被荒唐地“相”出是敵人！
    最早被槍殺的是紅十師二十八團的團長潘皈佛、副團長丁超和軍委會參謀主任李榮桂等十餘人。
    當紅軍醫院的司藥陳桂蘭供認出她自己和丈夫潘皈佛是改組派後，紅十師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與副團長丁超、參謀陳新山等人馬上就被逮捕了。
    在紅四軍軍部政治保衛處刑訊室，潘皈佛被捆吊在梁上，身上傷痕累累，軍裝被抽打得稀爛。這個剛強的漢子依舊怒聲回斥：“總醫院的投毒案與我有什麼關係？我不相信我老婆與敵人勾結，你們是無中生有，栽贓誣陷！”
    保衛處的人就用牛皮帶猛烈抽打潘皈佛，強栽贓地向潘皈佛逼問：“你以前在唐生智手下幹過，你說，選唐生智派你來幹什麼？”
    潘皈佛肝膽俱裂，回罵說：“媽的，老子是反對國民黨才來投靠紅軍的！為革命，老子把命都豁出去了，你們竟然說老子與敵人勾結，你們簡直瞎了眼睛！”
    張國燾對心懷不服的人都將欲除之，潘皈佛這樣剛性漢子焉能不死？
    殺戒一開，勢不可擋。濫殺無辜，洶湧澎湃。
    數千被無端誣為“改組派”的紅軍官兵的生命，頃刻間莫名被奪。發生在白雀園的這場僅僅一個多月的肅反行動，被冤殺的紅軍官兵到底有多少人，其實無法確切統計。何況，肅反才開始！
    鄂豫皖肅反幹將陳昌浩在《彭楊軍政學校的報告》上說：“這次共清肅改組派一千多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實際上何止這個數字？
    為了鼓動肅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機關報《列寧報》發表了《告肅反中思想動搖的同誌書》社論，宣稱“階級鬥爭一天一天的厲害，鬥爭環境與方式一天天複雜，肅反工作不但沒有結束，還經繼續深入”。
    “繼續深入”的結果，是一大批很早參加革命武裝起義，創建了鄂豫和皖西革命根據地的傑出領導幹部，倒在了自己人的刀口槍下。除了這些功勳卓著的早期革命鬥爭領導人，還有數以千計的優秀兒女。就是到後來，原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曾中生和鄺繼勳、餘篤三等人，也因反對上級黨和張國燾極端錯誤的肅反路線，先後在西征途中被張國燾下令秘密殺害！
    抗戰結束後的內戰時期，一位國民黨高官曾在蘇北對陳毅將軍譏笑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
    陳毅有苦難言。
    但陳毅明白，就是沒有國民黨的離間計，許繼慎他們也活不了。其它蘇區的肅反，國民黨並沒施離間計，也一樣濫殺功臣良將。
    紅軍自殘，是集權野心家爭奪領導權的必然結果，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受監督的必然結果。
    也是曆史上曆次農民起義不可避免的曆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