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路對麵的食堂成了開大會的禮堂，三天兩頭在那裏開會。學校的整風剛有些消停，社會上就開始騷亂起來。每次開會都有新的消息，不是這個廠子裏出了壞人，就是那個工礦有人破壞。天天在抓人，美其名曰‘清理階級隊伍’。盡管天天清、日日抓，社會上的盲流卻愈來愈多，天南海北哪裏的人都有，有時還成群結隊。有人說：是他們那裏遭了年景，這些人是來逃荒的；有人說：盲流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是躲避清理階級陣線而逃的。
    這一段時間裏，小鎮再也沒有從前那麼寧靜，每天晚上總看到車站、旅舍或一些大型建築物下躺滿了人。三個一群，五個一夥，還有的幹脆就在野灘裏安鍋搭灶，炊煙四起。最讓人不安心的是四鄰總是不安，今天這家說丟了衣服，那家丟了糧食。以前的晝不關門、夜不閉戶的日子一去不返，每到晚上盡管四門緊閉，卻常常能聽到雞鳴狗盜的響動。
    最多的要數從西麵過來的寧夏人了，他們一色都戴著白帽，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都是拉家帶口，攜兒拋蛋。最多時有幾百人，成片地聚集在大廟後邊的弄堂裏，說話嘰哩呱啦，誇聲誇氣，像胡燕兒的叫聲，我們冷不丁地能聽懂個一句半句。
    前些日子裏學校開會逮捕了我們的王老師，緊接著很多老師被劃成了‘右派’，有的去了豬場，有的打掃廁所和馬路，總見他們低著頭幹活，再也沒有一點生氣。
    食堂的會也開的有聲有色。木器廠有幾個木匠工人被逮進了大獄，說是什麼在逃犯，皮革廠有幾個工人是改名換姓，也是為避階級清查逃匿在這裏的壞人，在劫難逃，終於落網。機械廠，工程隊更是亂哄哄的一片，每次開會總是有很多工人自動跑了，大會上不斷地點名糾纏，口號就是決不能心慈手軟，堅決一查到底。
    父親的縫紉社裏也出現了階級不純的人，有地主的子女，有漏劃的富農，還有很難查清的階級異己分子，有幾個老工人履曆複雜的難以調查，都是在解放前做的事兒，簡直是一踏糊塗。
    最不幸的事終於發生在我家的頭上。放學了，我還是從前那麼歡蹦亂跳地往回竄。過了大禮堂，門前的廣場，正碰上禮堂裏散了會，人頭攢動，蜂湧而至，人們都交頭接耳地談論著，我仍然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隻覺得人們的目光裏有一種乜視，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這樣，最親近的人總是被蒙在鼓裏。消息不徑而走，早已是一傳十，十傳百，可我們仍然稀裏糊塗。回到了家，門上釘著一把鎖頭，莫名其妙，媽媽從來都不在這個時間串門子呀！去東平家問問，“姨姨，我媽去哪啦？”阿姨神秘兮兮地後住了半邊嘴：“遠征，可了不得了，出事了，你媽被公安局叫去了。”我覺得也似乎有些不妙，怎麼好端端的，媽媽為什麼會被公安局叫去呢，家裏的父親、哥哥他們都哪去了？看著趙阿姨的神情，我覺得該去縫紉社去打聽，說不定媽媽去交女工活兒。一路走一路思忖，神情有些不安，神不守舍。
    我邊走邊跑，一路打聽，到了縫衣社附近一問鄰居黃媽，她才對我說了實話：“你媽被逮起來了！進了班房大獄，就是政府圪蛋的那個大獄。”我的頭一下子懵，“嗡”一聲，眼前覺得發黑，差一點暈倒。好不容易強撐住牆立住，黃媽仍在絮叨：“你媽媽堅強，那人看上去一點也不害怕，可鋼骨呢。從大會上一宣布，叫人從桌椅上帶到台上，她都從容不迫，走地穩穩當當，是個人物。”我早已無心聽下去，但一下子卻慌了神，手足無措。“你哥你爸都去了監獄，為你媽送鋪蓋行李，你就在黃媽這兒待會兒，他們一會兒就會回來的。”我早已急不可耐，不知道如何是好，稍一定神，又覺得應該馬上去監獄裏看看媽媽，說不準還能進去呢？
    我急忙跑出來，沿著小路往監獄的方向趕，沿路的熟人們都在談論著這件事，隻聽得人們說：“那女人可硬了，一點兒也不恐慌，我們聽到點她的名都覺得有些害怕。要是遇到咱們頭上，真要嚇得尿褲子了。”“可不，你看剛剛公安局的人，押著往監獄走，人家還昂首挺胸，沒看出來一點點懼怕。”三個一言，五個一語，我倒覺得不是點滋味，恍似有一點羞愧的味道。
    離的老遠就看到了監獄，那尊高聳的炮樓，深溝壁壘、高牆大院、鐵絲籬笆和流動的崗哨，讓人不寒而栗。其實政府圪蛋我們是常去的，隻是監獄不常來玩，有時冷不丁地從它的周圍經過，或者老遠看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去揀去拾，譬如廢紙廢骨爛麻繩頭等，但是總會聽到炮樓上站崗人的喝斥，甚至故意地舞動槍支，做恫嚇的姿態，嚇得我們逃之夭夭。監獄、公安局，連同法院、檢查院等有軍人站崗的地方，一般我們都少去，覺得那裏都十分的可怕、神聖。
    我一直在監獄外邊徘徊，來來去去，沒有敢去問問媽媽空間在哪裏，害怕的冷風像是席卷了我的神經，一個十歲剛出頭的人，經曆了人生中第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和考驗，世界上最最親愛的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離開我，我像一株無根的蓬草一般，坐立不安，搖搖晃晃，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