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哥哥念書的地方離我家住的鎮子約６０多裏，每逢星期日放假，住在鎮子裏的學生們就總想回家。學校再好，畢竟也不是家，有母親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家！
    星期日終於盼到了，學校也專門為回家的學子們安排好了功課，早早地上完了課就可以走了。廚房裏也早有安排，頭天剩下的米飯炒了一大鍋，學子們一做罷作業，便匆匆忙忙地跑進了飯堂，一股幽香的炒飯香味撲鼻而來。廚師王大爺忒會理解學生的心情，來了一個便，很熱情地為學生們盛好了適量的米飯，一邊還攀談起回家後的近況。尤其對我哥他們住在鎮裏的孩子：“回家都吃些什麼？家中父母可好？”等等。若是農村的學生，就盤問一些農村的莊稼長勢如何、下雨了沒有等話題，總之，學生們都覺得王大爺很好，很熱心，也特別了解學生們的心情。
    不是為了徒步行走這六十多裏路程，想必回家的學生連飯也不吃就跑了回去。大約十點多鍾就起程，一路上連蹦帶跳地往回趕，大家談笑風生、追逐扭打，像一群出籠的小鳥。最不讓人嵌意的就是沿路的方便，男孩子們習慣了很隨便地解手方便，可是和女同學走在一起就顯得十分別扭。女學生就更甭提了，一路上都很少方便一次，真讓男同學們羨慕。
    六十裏路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對於一群學生孩子來說是夠吃不消的了。還好是回家，簡直就象放虎歸山，囚鳥出籠，情緒高時一蹦子就能挖出十多裏，但畢竟路漫漫其修遠兮，一路上還是不得不數著電線杆兒，還有好奇的同學還數開了步，像丈量土地，一步、二步……有時候數的忘了，就又重起重來。為了確定這段路程一共有多少步，同學們爭的麵紅耳赤。
    每每日暮西沉，大地扯起了長長的彩條，西邊的山巒處總有一群孩子奔來，有時還唱著歌，不過已經唱的有氣無力了。一旦看見了家就成了最後的衝刺，唯獨女孩子們總要在暸見城的最後那個坡上才美美地歇上一歇。
    每次回家感覺都不同，新鮮、溫馨、沁人心脾，家中雖然仍如往常，可久不歸家的孩子總覺得好奇。見了父母弟妹總是問個不停。變了，真的變了，孩子們的嗅覺最靈！
    吃起了食堂飯，媽媽再不用做飯了，減輕了媽媽的一大負擔。幾個人就有幾個饅頭、幾份飯。饅頭是長方形的，足足有四兩，在小孩子的眼中卻覺得大的出奇。孩子們回家了，媽媽就像迎接聖人一樣，心情好的沒說。家裏從來就是無產階級，沒有顆粒糧食，就連剩飯也聊聊無幾。到了開飯，媽媽和我們一起去食堂打飯，人增加了，食堂卻沒有學生的份兒。共產主義真的要提前了，一人一份貢獻、一份收獲，絕沒有多吃多占。學生的糧食在學校，回家這幾天就隻有分爭母親的糧食了。媽媽把饅頭和菜勻成好多份兒，盡著孩子們吃，狼多肉少，三下五除二就吃的差不多了。畢竟東西有限，我看見快要吃光了就再也咽不下去了，給媽媽勻下一塊充充饑吧，人是鐵、飯是鋼，吃飽肚子才能上戰場。媽媽看著孩子們狼吞虎咽的樣子，心裏十分的高興，她寧願自己少吃一頓，也感到欣慰。人多飯少，飯反倒剩下了，大家都發揚了共產主義精神，同甘共苦、有苦同吃、有難同當。
    家畢竟是家，除了能團聚在一起，能避風避雨驅寒，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團結。她象一個小小的團體，一顆凝聚成鋼鐵般的心，始終保持著一個整體的模樣。夜晚，媽媽仍在幹活兒，不是縫皮襖，就是絮棉花、鎖扣眼兒。眼睛都熬紅了，最明顯的是，兩鬂角有了一道道的皺紋，發間也添了不少的銀絲，個子似乎也沒有先前那麼高大了。也不知是我們長了，總覺得媽媽在衰老、在退縮，紅潤的臉龐也顯得蒼白，總見得她長長地舒氣。我看見了就問：“媽，你哪裏不舒服？怎麼老是長籲短歎的長出氣？是不是生秀芳裏的那種病又犯了？”媽媽很樂觀，撫摸我的頭說：“不是，我挺好的，就是覺得長出一口氣挺舒服的。”媽媽把自己的病痛壓在心底，能忍則忍，隻要活著，一切病痛災難都是可以戰勝的。
    姐姐參加了工作，是在縫紉社裏當上了學徒。眼見得成了大人的姐姐，由於家庭的貧困隻上了四年學，先前還是寄宿在包頭就讀，一俟初小畢業家裏再也沒有力量供她再高升了。從學校回來後就開始幫著做家務活兒，一天也沒閑著。那年縫衣店正巧轉成了合作社，擴大生產規模，她就當了學徒，總算不吃閑飯、自力更生了。
    剛吃食堂飯不久，大哥和二哥也從小學畢業了，本地沒有中學，要深造就得去盟裏。旗裏離盟政府所在地將近三百裏路，對於小孩子可謂是千裏迢迢了。但要讀書、要上進是每個年青人的最大願望。農村的同學們都發起了這個號召：到盟裏去，哪怕是千山萬水，好男兒誌在四方。不遠不近的同學們都聚攏來，康光厚、康明瑛、梁文和、孟生榮、王永承……
    同學和朋友們一個個都不甘示弱，兩個哥哥卻為難起來，家中的生活太拮據，拿不出兩個人的學費。大哥從來都是以身作則，身先士卒，他首先開了口：“我看來是念不成了，二弟身體不好，又像個文弱書生，我們全力以赴供他一人，我準備學手藝幹活兒。”同學們都很敬佩大哥的敢作敢為，又出於無奈隻得作罷。二哥從此又踏進了校門，開始了長達六年的住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