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支筆梁邦楚曾是我的鄰居，當時他非常落魄。
    那時我年紀小，具體情況不大清楚，隻知道他好象是違逆了學院的“領導”，受到了不公正的處理。為此一路賣畫上北京告狀，這事，在我們家屬區傳得沸沸揚揚，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倔強的人。
    他是一個有點禿頂微胖的老頭，性格耿直，也有點儒雅的敦厚。
    他非常愛幹淨，每天用水把家窗下的流水溝衝得纖塵不染，也因此把院子弄得很濕。我父親和他差不多，也一樣愚直。梁老師天天衝溝，家屬區哪個不曉得？可我父親就不曉得。一次，和父親從外麵回來，踩了水，正好碰到梁老師。父親就說：“這是誰呀，把這裏弄得這麼濕？不象話！”。梁邦楚聽我父親這樣講，一下怔住，隻得尷尬地陪著笑。但我看得出，他當時是一付很為難的樣子。回到家後，我埋怨起父親來：“你這是幹什麼呀，你不知道這是他衝的？”我父親一聽也呆住了：“他衝的？”脫口而出，“我怎麼知道？”。但事已過，也隻有一笑了之。
    這也許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
    梁邦楚在學院裏隻是一般的老師，不是教授。從上麵的故事裏也可以看出，他不為學院裏的人所尊重。當然我父親不是不尊重他，我父親是右派，不可能不尊重別人。梁老師一個人住在學院的，非常貧寒，常來我家坐。那時我學畫，父親請他指點我，為此會給他一點生活用品，每次，他都是喏喏連聲的感激再三，這又可以看出他的窘迫。他真的非常窮，窮到家裏除了一張畫桌一張床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他眼睛不大好，聽他自己說過，是小時候吃辣椒吃成的（可能是因為眼睛的關係，他的畫顏色有點土，這一直是我注意到的）。但他連一付眼鏡也買不起，我父親便送了一付已不用的老花鏡給他。他得到別人的支助時，都會表示再三感激，那感激的樣子，是那種感激啼零的樣子，好象非常可憐。
    至於他怎麼這麼窮？我一直沒弄明白，他工資八十來塊，應該是高工資，這一點比較清楚。因為有一次他的老師傅抱石來學院訪問，他當然作陪，閑談時，問他拿多少？他答八十多。傅抱石還說，你也拿到了八十多？當然這隻是我們家屬間的傳言，不知是真是假。他屋裏（老婆）是家庭婦女，住在九江，兩地分居（這在當時是常事），我從來沒見過。但我知道她會畫畫，而且可能畫得還不錯。
    對於我父親的囑托，他很認真，我也因此常到他家去。也許是因為寂寞，他和我說得來，常和我說說話。他常說，他是畫《介子園畫譜》畫出來的，要我臨摹這個。他又對我說，學畫最要做的事是默畫。就是把一張畫反複畫，然後不看畫，再把它默出來，讓它成為自己的東西。每次他叮囑我這事時，一臉認真，讓我知道這是他最想告訴我的，是他成功的秘密。
    我也和他一起到書畫之家去，文藝學院到書畫之家要經過厚牆路。厚牆路中段有一個台階，那台階比一個人要高許多。一次我和他走過那裏，見一個小男孩站在那上麵躍躍欲試，梁老師一見，便站住了，挑逗地對那小男孩說：“你敢不敢跳下來？來，跳一個，跳一個給我看看……”。話還沒說完，隻見一個婦人從對街衝了出來，大罵道：“老不死的，吃錯藥了是吧？叫小孩子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梁老師一看，知道闖了禍，忙用手（扌雙）（扌雙）我，壓低聲音地對我說：“走，快走，快……”。他自己立即灰頭土腦地趕快逃……。這情景，直到今天還留在我的腦海裏，曆曆在目，讓人忍悛不已。
    還有一件事，對我產生的影響也很大。那時，文學藝術要講政治，每件藝術品都要有政治主題，為政治服務。但政治和藝術的關係，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並不具有這種必然的隸屬關係。因此這必然會反映在文學家和藝術家身上，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或言語中表現出對這種思想的抵製，他們會用委惋的言辭來對此嘲諷之。我父親在五七年前，曾叫他到新餘鋼鐵廠去鍛煉，叫他去寫工農兵。他回來後就說（當然隻對好友）：“寫詩？工廠裏寫什麼詩？寫鋼鐵？胡鬧！”
    我和梁老師也說到過政治和藝術，他講了一個自己的事。
    他說：一次屋裏畫了一張月季（我是從這裏才知道梁老師的屋裏會畫畫）。他一看，便說屋裏：“這怎麼行？這不是風花雪月嗎？風花雪月不就是封資修？不就是帝修反嗎？”他誇張地說到這裏，繼續對我說：“小弟弟，這不行，我們不能不要政治，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在那畫上添了幾支向日葵，然後題了一句‘向陽花開月月紅。’你看，這不就有了政治，——哈哈哈！”他大笑起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不要看我那時年青，但我已聽得出這是嘲諷，是藝術家對政治和藝術關係庸俗化的嘲諷。我有些感觸到：原來藝術從屬於政治就是這麼回事，嚴肅的政治和藝術的原則問題在這裏被戲謔化了，變成了一個笑話。
    後來，我進了工廠，再後來，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梁邦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得很厲害，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交橋（大概是這名）省文藝學院集訓隊，當時我父親關在那裏。我在院子裏和父親說話時他看見了我，走了過來。我一看見他，便叫了一聲：“梁老師！”這一聲叫，叫得他很感動，忙說：“不要叫老師，不要叫老師……”。他很想和我說話，但我父親把我帶開了。
    我父親對我說：“不要理他。”我問怎麼回事？父親說了原因。原來，集訓隊就是一個種植人仇恨人的地方，每一個受審查者都恨不得以致別人以死地來換得自己的解脫，所以在那裏，假如一個人的問題嚴重了，便會遭到同樣是受審查者的加害和欺淩。由於我父親的問題後來比較嚴重（他竟敢在語錄上打叉叉），所以許多人都來欺負他，當然這也包括梁邦楚。這事，數年後，家人曾對父親說過：這不能怪他，當時，大家不都這樣嗎？不都是想早日獲得解脫而已，我父親也首肯了我們這說法。但我父親畢竟沒有活到文革結束，後來在江西文代會上，有些當年加害欺淩於他的人，現在又一次次的提出議案，要求為他平反昭雪。所以我不怪他們，我知道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打倒四人邦後，梁邦楚成了江西省美協付主席，如今也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想到與他的交往，便寫下了如許文字，不能算是紀念吧，隻是一段生命的回憶。想起他教我怎樣畫畫，想起他教給我的許多繪畫技巧，我都沒有去做，白白地浪費了一個長者對我的期許，也就隻有一聲深深地歎息。
    唉，造化弄人；可，誰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