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喝了點酒，六叔上了臉。
    這時，我說了一個故事：古時候有個人知道了縣官一個秘密，這縣官屁股上長了一大塊紅痣。縣官威脅他：他要敢說，就一定把他抓進牢裏去！這，他自然不敢說了。可這秘密憋得他難受，象憋著一個屁一樣。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就挖了一個坑，一頭栽了進去，對著坑大叫：“縣官屁股上長了一塊大紅痣！”我說了這個故事，意思明確。
    六叔就笑了笑。
    老伴就說：“明天我們要走了，想聽聽您的故事，他們都這樣說……”
    我說：“是啊，明天我們一走，就不會再見麵了。就象一陣風吹過，不會再留下什麼痕跡。您對一陣風說了一個故事，說過就散逸了，不會再存在，對您來說，不會有什麼不方便，何必留在心裏？就象古時候的那個人……。”
    這話顯然打動了老人，人心裏懷著一個秘密，不說出來，會成為一種負擔。這負擔隨著時日的過去，就象饕餐（右上改珍右）一樣啃噬著他的心，會成為一種無法承載的心理沉重。所以人的心靈必得有所施放……。
    也許是喝了點酒的緣故，也許是我們這些話打動了他，六叔就歎了口氣，看了看我們，說：“小老弟，小弟妹，你們是不是聽到了什麼？”
    到了這時，我就采取了單刀直入式的坦誠，我認為對這樣一個明理的老人，坦誠可能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當他聽到我們對他的了解，當他聽到我們說出“你一定有一個非常浪漫的故事。”時，就苦笑了一下，說：“哪有什麼浪漫？不過，你們說對了，一件事放在心裏久了，不說出來，總不舒服。現在我們是萍水相逢，明天一別，這一輩子也就再也見不到了，隻當我是對一陣風說了我的故事，風過，便無痕。既然這樣，我便說與你們聽。”
    “……那是七五年底。”
    四、
    那年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號召。後來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在這種形勢下，第二年一開春，固原墾殖場總場黨委根據這一形勢，組織了幾支工作組，下放到各分場去蹲點，以便使這個運動得以全麵展開，深入進行下去。我當時調到了工作組，來到三分場，然後具體分配在田頭大隊葉家塢生產隊。
    我那時三十多歲，獨身，也不是真正的獨身，我有妻子。但妻子前幾年因難產和這山區的醫療條件，去世了，連孩子也沒保住，因此，我是孤身一人。
    葉家塢生產隊在大山裏。我到了這裏後，名為蹲點，實際上就成了那裏的領導，掌握了生產隊每一個人的命運，包括生產隊長甚至大隊隊委每一個人的命運。我堅持和群眾“三同”，努力與群眾劃等號，並堅持毛主席的“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的教導，狠抓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
    現在說到那時的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許多事情值得再探討。但當時，就是這種情況，那時，大環境如此，我們所做的，是遵循了當時的中央的決策來做的，也許並不一定正確。但事情可以再商討，事由卻是不容置辯的！事情的來龍去脈，顯示了人性的變異，顯示了邪惡與良善搏擊在一起的複雜，也給我留下了許多慘痛的回憶，真是不堪回首……。
    當時，我住在一對老年夫婦家裏，因他家兩個兒子已成家，分出去住了。兩個老人三間房，老太婆不出工，可以為我燒飯。我每天交三角五的飯錢和每個月的糧票。我來到生產隊後，生產隊就專門開了個社員大會，算是對運動的一個動員，也算是對我的一個歡迎。會上我講了話，說了這次運動的性質，這次運動的主要性質就是批鄧，批右傾翻案風。以這個黨中央的戰略決策為中心，來促進生產，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然後，我號召廣大社員積極反映情況，尤其是要反映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檢舉揭發一切企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和行動。
    這會開得沉悶，火藥味十足，生產隊的幹部們隻是抽煙，社員們也麻木了，被這些無休止的運動搞麻木了。當然也有人高興，這高興的人不能說是壞人，人其實真的沒那麼複雜，隻是各懷其利罷了。不過，也可以這樣說，高興的人中，至少是和生產隊幹部有成見的，或是一些想取而代之的一批人。
    我當時是滿腔熱忱來的。
    散會後，又找生產隊幹部們開了個會，要他們有問題的交待問題，沒問題的也要鬥私批修，隻要向黨交了心，隻要沒有犯罪，就可以輕裝上陣，為實現黨中央這一偉大的戰略步署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說了這些話，是不是我就和那些生產隊的幹部有著深深的敵視呢？沒有！人真的很奇怪，現實也同樣很複雜。比如那時有些地方，沒人想當生產隊長，可墾殖場不同，墾殖場的生產隊長，有權有勢，誰都想當。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往往得具體事情得具體分析，沒有一定的定數，這大家都知道。比如象革命和生產，大多數時候，生產不能壓革命，但在某一階段，中央要抓生產了，那就又會不要命地抓生產，不用擔心別人指責用生產來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