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姚芝瓶的一生，就這樣過來了。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人來動她，因為她是烈屬。打倒四人幫後，她已是奔六十的人，到了這時，是真正的老了，也就再沒有一個男人來光顧她。她現在每月可以領到十二元錢，（兩個鄒國瑞的兒子上烈士子弟學校時，她這裏就已停發）。這兩個兒子，現在在縣城裏工作，混得也不好。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大伯是地主，且是勞改犯。有了這一層社會關係，無論他們的父親是怎樣的烈士，無論他們能享受到怎樣的優厚待遇，也無論他們作出了怎樣的努力，他們都無法入黨。無法入黨，也就無法得到重用。尤其是他們的母親這樣的放蕩，這樣的無行，丟盡了他們的臉，使得他們也抬不起頭來，現在已不再和母親來往。而姚芝瓶解放後所生的三個兒女（後來又生了一個），不能算烈屬，也無法算烈屬，就得不到優撫待遇，也就隻能在家務農。
    其實到了六十年代，姚芝瓶的家境就已十分困難，她那一點撫恤金要養三個兒女（兩個大的已工作），好在有幾個相好幫襯著她，又好在那時大家都窮，總算讓她熬了過來。改革開放後，村子裏的人都忙著賺錢，而她已被烈屬的光環籠罩慣了，思想已成定式，沒有及時地改變她的生活方式。而且這一點，也讓她言傳身教地傳給了她後來的三個兒女，使他們不思進取，終於使他們的三個家淪為赤貧，也就拖累了姚芝瓶。
    如今，在村子裏見到姚芝瓶，她已是一個頭發全白的柔弱老太婆了。
    她後來生的三個兒女，成了家，在村裏務農。除了向她爭錢之外，全無一點孝心，當然也是是她使他們蒙羞。村子裏的人現在也不看待她，原來她是烈屬，又有錢，別人背後罵她，當麵還得奉承。現在她已淪為貧困，按說也不算貧困，她一月有十多元（八十年代），但她那點錢被三個兒女搶來搶去，到不了她手裏。再說，現在烈屬也不被人看重，都說是她放蕩的報應！
    女人們不理她，男人們自然也不敢理她，怕一理了她，就怕別人說自己與她有染。
    九、
    姚芝瓶如今窮困撩倒了，她本是一個十分向往愛的人，她需要有人愛她。她這一輩子就是需要有一個男人來愛她，按說，這不為過，每一個人都有愛的權力，也有被愛的權力。問題是，她遇到了四個不幸：一個不幸是我們民族的觀念：男女不同。比如就這些條例而言，撫恤對象有妻子父母兒女，卻沒有丈夫。這是一種男尊女卑的觀念。既然已把女人歸之為弱勢群體，是男人的依附，也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第二問題是，這政策有瑕疵，那優撫條例在這個問題上有問題，它有它那個年代的特點，那就是它往往忽視了“人”這一主體，更別說它會去看重作為一個人的情感問題。雖然也作了補充，但這補充顯然是在那條例麵前其可操作性是不確定的，因而到了下麵因地方利益就變得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成了一紙空文。能不能使女人從男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給了她們什麼樣的保障，這就是這些條例的瑕疵。三，姚芝瓶本身的錯誤。姚芝瓶沒有文化，不知道什麼是她最需要的，在每一次人生的關鍵時刻，她都選擇錯了。她也因這優撫待遇而消磨了自己麵對生活的勇氣，實則，她失敗就失敗在安逸，是她為了這安逸，而放棄了一個人在被社會所承認的範圍裏獲取正當愛的權力！所以她就象西比爾一樣，她必不幸。四、所遇非人。
    這一天，老得顫巍巍的姚芝瓶拄著一根竹竿來到丈夫墳前，這是她真正的丈夫，是鄒國瑞烈士的墓。她站在這顯赫的墓前，怔怔地看著，充滿了留戀和絕望，淚水就流了下來。她摸著那墓碑，一點點的摸著，喃喃地不知在說什麼。
    ……
    突然，她“啊！”地向天撕心裂肺地尖叫了一聲，那蒼老悲涼的聲音，象哀嚎。
    又站了一會兒，然後，她轉過身去，拄著竹竿，踉踉蹌蹌地顛簸而去。
    夕陽西下，照著她那柔弱的身體，照著她那對愛始終充滿著渴求的身體，漸行漸遠，慢慢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永遠地留在了那遙遠而漸趨暗淡的天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