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曆史慣例，新皇帝即位，必須改變紀年年號，這叫做“改元”。“改元”，是帝王正式開始君臨天下的一個標誌。給新皇帝命名年號，曆來都是一件很嚴肅的大事。宋欽宗將這件大事，交給宰相白時中辦理。白時中又將這件大事，委托給尚書右丞宇文粹中與中書舍人朱勝非。
    白時中向宇文粹中、朱勝非交代任務時說：“剛才，禦前會議上討論了改元一事。此事由你倆負責，可撰數名，速報上來。”
    朱勝非問：“凡命名年號，須有主題，今以何意為主？”
    白時中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以和戎為主。”
    和戎就是與金人講和。當前，朝廷所麵臨的最緊迫問題，便是如何讓金人立刻退兵。在白時中看來，謀求和解是首選之策。
    朱勝非說：“漢與匈奴和親，改元景寧是也。然而，和戎卻是另一回事。昔日唐德宗遭變，商議改元。李泌以為，唐家最盛莫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於慶曆、嘉祐各取一字，可以慶祐做年號，則和戎之意亦在其中矣。”
    中書侍郎張邦昌插話說：“此論固佳，但‘慶’字有些不妥，頗類宮觀匾額。”
    朱勝非反駁道：“自古以來，以慶字命名年號者甚多。”
    中書舍人席益諷刺說：“祐字也不妥，容易讓人想起元祐。”
    元祐，本來隻是宋哲宗趙煦使用的第一個年號，但後來成了一個很明感的政治詞語。由於元佑年間，反對變法的舊黨一派執政，因此，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元佑一詞又被用來指稱反對變法的舊黨及其成員，這些人被時人稱為“元佑黨人”。而支持變法的一派，則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宋徽宗當政期間，朝廷對元祐舊黨一直持否定態度。
    朱勝非對席益所言很不高興，厲聲反問道：“今外敵入侵，國勢危弱如此，應當丕變政事，純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
    宇文粹中見臣僚又要開始打嘴仗，於是便對朱勝非說：“公不必多言，但見示文字。”
    不久，宇文粹中從“日靖四方”與“永康兆民”兩句中，提煉出“靖康”兩個字，建議以此做年號。“日靖四方”，出自《詩經》中的《周頌、我將》；“永康兆民”，源於《尚書》中的《周書、周官》一文。經禦前會議討論，此年號獲得通過。
    《周頌、我將》原詩是這樣：“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大意是：我把祭奠神靈的祭品獻上，有牛還有羊，祈求上天保佑我們周邦。我效法文王各種典章，日夜盼著平定四方。偉大的文王英名遠揚，請把祭品盡情品嚐。我日夜勤勞，敬天畏命，蒼天啊請保佑我大功告成。
    其實，“靖康”一詞並不是宇文粹中首創，曾鞏早就用過。曾鞏在《襄州嶽廟祈雨文》中有這樣一句：“甽畮克諧於豐富，裏閭皆保於靖康。”
    宇文粹中選擇“靖康”作為年號，可謂用心良苦。“靖康”的含義是靖難安康，宇文粹中衷心希望這個年號，能為天下帶來太平。
    然而後來，輔佐康王趙構的汪伯彥，卻將“靖”字拆分為“十二月立”，“康”字不拆，“靖康”於是被他解讀為“十二月立康”。康者，康王也。在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拆字遊戲的運作下，“靖康”竟成了康王繼位的“受命之符”。
    汪伯彥對“靖康”的這種解讀，恐怕是宇文粹中當初命名時，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靖康元年（1126）正月一日，宋欽宗一大早便禦臨明堂，接受百官朝賀，並下詔改元：“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可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鹹體朕意。”
    同時，宋欽宗還下詔求言，要求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還下詔要求，從官員中舉薦文武官僚，“堪充將帥”，以抗擊入侵之金軍。
    此時，粘罕率領的西路軍仍在圍攻太原城。他們自十二月十八日圍城以來，一直攻城不止，可又一直久攻不下。
    斡離不率領的東路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十二月三十日占領邯鄲，斡離不在此分兵：一路以郭藥師為先鋒，直奔浚州黃河大橋；另一路由兀術即金太祖第四子率領，前去攻打湯陰。待兀術攻克湯陰後，再與郭藥師會合，一起攻打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