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一百多名太學生，集體來到皇宮南大門宣德門南街西廊上，敲擊登聞鼓，要求給宋欽宗上書。
    北宋時期，朝廷設立了登聞鼓院與登聞檢院，直接受理民間的建議、舉報、申訴等。凡有關軍政建議，或申述冤枉，或貢獻奇異之術等等，如不能依常規上達皇帝，可到登聞鼓院敲擊登聞鼓，隨後便會有專人接訪，接收事狀。如果被拒絕，擊鼓人還可報告登聞檢院，由登聞檢院進行處理。
    登聞鼓這套製度，在北宋是比較完善的。設置登聞鼓機構的目的，就是為朝廷聯係民間或者說社會聯係政府，開通一條特別渠道，“使下情得以上通”，“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謀不遺於聽覽”。
    太學生以群體力量參與國家政治，並非始於北宋。大約在東漢時期，太學生就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東漢後期，在士大夫圈子中，形成了一種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評的風氣，當時稱之為清議。太學是清議的中心。太學生們以清議即輿論，影響著國家政治。在清議不能解決問題時，太學生們便伏闕上書，開展請願活動，給朝廷施加政治壓力。關鍵時刻，太學生們甚至能夠奮身不顧，以赴國難。
    現在，在這新舊皇帝交替、金人大舉入侵的非常時期，太學生又挺身而出，伏闕上書，可謂正式揭開了北宋末年太學生救國運動的序幕。
    本次上書活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是太學生領袖陳東。
    陳東是鎮江丹陽人，雖然還是一名太學生，但年齡已不小，已過不惑之年。他出身於“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的家庭，性格灑脫，氣概豪邁，爭強好勝，從來不肯屈居人下，也從不考慮為自己謀取政治地位。
    在京城知識界，陳東頗有一些名氣。在蔡京、王黼主政期間，知識界人士畏懼他們專權獨斷，不敢公開評論朝政得失。但陳東不怕，毫不隱諱，大膽指摘，沒有什麼該說與不該說之分。因此，在一些社交宴會上，陳東並不是很受歡迎。有的客人一發現有陳東參加，往往便避席而去。因為，他們擔心陳東發表激烈言論從而連累自己。
    陳東在奏書中強烈要求，處死“六賊”，以謝天下。所謂“六賊”，即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這六位大臣。北宋曆史上很有名的“六賊”之說，就發源於此。
    陳東認為：“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發。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此時，宋欽宗繼位僅僅三天。陳東在這個時候組織太學生上書，就是因為在他看來，道君皇帝禪位，皇太子即位，這正是重振朝綱，撥亂反正的大好時機。曆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先例。陳東呼籲，不但要擊敗膽敢入侵的金人，更要扭轉大宋皇朝的腐敗政局。隻有不斷開創嶄新局麵，才能贏得光輝未來。
    此時，這所謂“六賊”，都住在京城裏。原宰相蔡京、王黼皆已離職，退休在家。宦官童貫仍在職，名義上仍是河北河東宣撫使。宦官粱師成搖身一變，成了宋欽宗身邊的紅人。以提舉西城括田所、搜刮民田為公田而聞名於世的宦官李彥，仍擔任大內總管。深受宋徽宗寵幸的大商人朱勔，仍擔任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宋欽宗看了陳東的奏書，不禁喜上眉梢。對於宋欽宗來說，陳東這次上書可是幫了一個大忙。在這“六賊”中，曾叱吒風雲的重臣蔡京、王黼、童貫，都與宋欽宗有私人仇怨。宋欽宗在擔任太子時，蔡京王黼童貫根本就沒將他放在眼裏。宋欽宗是個很勤儉節約的人，對蔡京提倡的那套“豐亨豫大”治國理論他很反感，二人發生過多次衝突。王黼認為趙桓懦弱無能，執政期間，一度曾密謀廢掉其太子地位，打算讓趙楷擔任太子，但遭到宋徽宗的反對。童貫也覺得趙桓不是理想的接班人，他曾當眾說過，不行就換人。
    現在，有了“六賊”這一說法，宋欽宗正好可以借機，公事私仇一並解決。而且，宋欽宗還可借懲處“六賊”來立威，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對於陳東率領太學生上書事件，宋欽宗給予充分肯定，定性其為正義的愛國行為。
    一些大臣與將領也紛紛表明立場，公開表示支持陳東懲處“六賊”的建議。社會各界對此反應也很強烈，京城市民百姓更是交口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