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還是那個上海。隻是，又不是了。
    我沒有回劍橋，回了《申報》。
    當我把簡曆遞過去的時候，主編看到我嚇了一跳，然後捶著我，變成又摟又抱：“喬慕宇，外國怎麼把你給折騰成這樣子了？還給老子遞簡曆，是有多不把老子放在眼裏！”
    主編不是那麼外露的人，這回居然這麼露骨。
    後來，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妻子死在了國外（也好，何夢從此和若步可以安然生活了）我的姐姐死在了國內。我憂心交瘁，大病一場，成了這般模樣。
    其實我很好，沒有病。姐姐要我好好活著，我怎麼會辜負她的心？她和我的小外甥，大概在天上看著我吧。不應該無精打采，讓她微微蹙眉。
    隻是不知為什麼，我那麼那麼想她，她都不肯在夢裏讓我見一見。姐夫走了，完全不知行蹤。他把姐姐所有一切都帶走了，甚至我帶出國去又帶回來的那張照片。太久太久，忽然發現姐姐的麵孔都模糊了，這讓我驚恐。姐姐姐姐……有時候會做噩夢，在夢裏找她，永遠沒有結果，一著急，就醒了。
    依然是記者生活，下了班回知味閣，知味閣裏每天的預訂依然在進行著。那個時候楊師傅不想女兒讀太多書，結果姐姐勸著讓她去了，還幫她出的費用。現在，知味閣是楊家妹妹在打理，每個月給我彙報一回。
    我和楊師傅不怎麼見著麵，他隻負責店裏的飲食。可有一天晚上他端著一盤海棠糕到二樓來了：“慕宇少爺，給你做的，嚐嚐吧。我記得你喜歡吃。”
    楊師傅抽著自己卷的煙卷，慢慢地和我說：“那個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咧，頭天晚上她帶了客人吃剩的半塊海棠糕回去，第二天早上就嘰嘰喳喳地說‘我弟弟喜歡吃呢，我弟弟喜歡吃呢……’說了好多遍，我都記住了。”
    “小丫頭後麵出息了嘛，買下知味閣來，找我來做飯，我說你什麼不會做啊丫頭，她就說‘我海棠糕沒你做得好。’”
    那麼燙手的海棠糕，用紙包著，咬一口，燙得我直哆嗦。豆沙焦糖拉成了絲，黏在嘴邊。吃在嘴裏似甜似苦，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楊師傅看著我，蒼老的麵容淡淡地：“孩子，好好活，這輩子沒多久，要把丫頭那一份一起活了。”
    我猜我是這個時候才真的活過來的。
    我每天醒的時候都對自己說：“喬慕宇，要好好活，姐姐在天上看著呢。”然後就可以很充實地過完一天。
    隻是，再沒有人像寵長不大的小孩子一樣叫我宇兒了。
    我還會去何夢家裏，去看看我的“嶽父嶽母”，雖然何夢已經“死了”。看得出何伯父很自責，總覺得夢兒“病死”了是因為慪心才得病的。他叫何夢“夢兒”，我差點就在他麵前流出淚來。小姑姑家裏的水生已經去上小學了，每天很開心地背著書包去學校裏，鬧鬧騰騰的一個男孩兒。
    大概單身久了，有人想給我介紹女朋友。想想還是都拒絕了。一個人的悲哀如果需要轉嫁給他人，實在是太過自私。對於Adair，我這輩子都愧疚。而且，這種時候，真的很難顧及這些。
    35年12月的時候北平的學生示威請願，反對華北自治，我便趕往了北平。（一二。九運動）
    日本人極力策動“華北自治”，北平四十餘校，八千多人，由輔大轉走北大，再由北大出發遊行示威。北風狂吹，五百多軍警持著皮鞭、木板、自然水管、上刺刀的槍，擊傷、逮捕不少學子。混在請願的學生當中，我的相機差點被搶去，混亂中挨了很多皮鞭，最終護住了照片。（參考《申報》1935年12月14日內容）
    事後想起來，仍然熱血澎湃，卻也心有餘悸。奈何這種時候，當局所做的依然是對同胞對覺醒極力鎮壓。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還看不出麼？
    不知怎麼，就想起很久以前，和他一起到戰場前線去，他那般戾氣如鋒，痞氣斐然，說著：“日本鬼子要占我們的上海，占我們的中國，還他媽的護什麼長官安全？……為國捐軀，視死如歸！”那些豪言壯語，在他說來，既不冠冕堂皇，也不悲壯慘烈，隻是理應如此。
    好像他說得每句話我都記得很清楚。這麼一想，卻還是想不下去。拿著剛剛出版的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出了書店回家。
    看著魯迅先生為之寫序的《生死場》的時候，誰曾想第二年先生就離開了我們。正如我剛剛回國的那一天死都不會想到當天晚上姐姐救離我而去。
    先生和《申報》的關係向來親密，長期以來，為《申報。自由談》寫了不少的雜文，如匕首投槍，辛辣銳利，我是他虔誠的支持者，有先生的文章，每期必看。卻天不遂人願，說沒了也就沒了。（1936年10月19日）
    從先生逝世至二十二日安葬這四天間，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以及伴送至萬國公墓參與葬禮者，前後多至數萬人，我亦在其中。送別之留戀與無奈，我好像經曆了很多次了。爺爺、父親、叔叔、姐姐……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可以失去，也不知道何時會失去。
    可是有時候總是低估命運的玩笑。
    所以收到從蘇格蘭寄來的包裹之時，無論如何不會猜想到是Adair出事了。包裹裏是Adair為我準備的一份禮物，是我在蘇格蘭時說過很喜歡的方格羊毛呢。可是，隨著禮物而來的還有他和我的一張合照小像，嵌在一塊懷表裏，是我曾經送給他的，上麵有陳舊的血跡。
    他參加了聲援西班牙人民的國際縱隊。隨第一支國際縱隊到達西班牙的阿爾瓦塞特，後開到馬德裏前線（1936年11月8日）。在馬德裏保衛戰中，犧牲了。我甚至不能想象他的祖父，那個可愛的老人怎麼把他的遺物附在這份禮物裏，哆嗦地寫下上海福建路知味閣的地址……
    Adair，Adair……
    如今是容不得傷心容不得悲哀的。否則，淒風慘雨，大概一死了之會比較快一點。
    沒幾天，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發生得猝不及防。張少帥和楊虎城一同劫持了蔣委員長。當天《申報》沒有刊登任何相關消息。但之後極長的一段時間裏，全國都關注著這一事件。
    “各方函電紛馳對張學良聲討”
    “各方一致電勸保蔣”、“請速送蔣公回京”
    ……
    談判過後，蔣中正被張少帥釋放，“蔣委員長昨安返洛陽”。
    時候對少帥的判決，各種報道也是鋪天蓋地：
    “蔣委員長呈請國府特赦張學良”
    “國府明令特赦張學良”
    ……
    事情變化太過瞬息的時候，人總是被事情拖著往前走，卻來不及細細思考。對於這場事變，我所理解的，就是它將是一個曆史的轉折點了。
    等到了今年（1937年）四月份的時候，《申報周刊》的主編俞頌華和孫思霖遠赴西北和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通訊和照片發表於《申報周刊》，刊登的照片上寫有“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停止內戰”等。
    拿著那一期的報紙，顧不得下著雨，我跑到陵園裏去，要把它燒給姐姐看。
    姐姐的墓碑上連照片都沒有，隻有拓刻的毛筆字，是她曾經的字跡：如思。
    墓前已經有一束花和一份報紙。雨越下越大，我張望著四周，隻有茫茫雨簾，沒看見任何人。
    但我知道是誰，一直知道。
    陪著姐姐坐了很久，聽雨打在傘上的聲音。今年雨水過多了些，這個春天，太多情了些。
    暮色四合，我還是舍不得走。
    我總在等，在等姐姐問我：“宇兒，你好嗎？”
    她若問我，我一定會答：“好啊，宇兒很好。”
    姐姐，這份報紙，我燒給你了，你看到了嗎？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停止內戰：也許，沒有國共對立了；也許，你們不會有那麼多同誌犧牲了；也許，你不用與嚴徹私下傳遞情報了……
    姐姐，我想你了，你知道嗎？
    ……
    嚴徹，我想你了，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