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父親去了關東之後，伯母也帶著三個孩子走了。伯父想把自己親生的那個兒子育禾留下，但是伯母不肯給他，擔心他養不活。伯母回去不久就改嫁了。伯父曾去重慶看過他們，想把育禾帶回來，但是一直和伯母交涉不通。父親進了鞍鋼之後，又回過一次老家，那次回去是給伯父娶親去了。那會伯父才四十多歲，新娶的伯母年紀也不大，但是一輩子不生養。
    伯父膝下無子，一直想跟父親要一個孩子，父親答應了，卻一直舍不得給，也一直不敢回老家，怕伯父跟他提起這個話茬，這次回老家之所以帶上我，是因為育禾從重慶跑回來了，父親不必再擔心伯父跟他要孩子了。
    我是第一次回老家，對我來說，老家既神秘又陌生同時也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聽父親講過許許多多關於老家的事情，卻沒有親眼見過，因此這次回去幾乎是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去的。我們在村頭那棵老槐樹下下了長途汽車，我問父親：“當年你闖關東就是從這走的嗎？”
    父親用手摸著那棵老槐樹，說：“是，一晃都二十年過去了。你看咱家門口那兩棵楊樹比這老槐樹都高了。那是土改那年我和你媽栽的。”
    我順著父親的手指望去，村口豎立著兩棵參天的白楊，可惜是在冬季，隻剩了幹枯的樹枝，沒看到它枝繁葉茂、生氣勃勃的樣子，我問：“那就是咱們家？”
    話音剛落，伯父和育禾哥從院子裏跑出來接我們來了。
    育禾哥是1948年生的，和姐姐同歲，1949年他跟著生母去了重慶，後來他母親又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五個孩子分別是三個父親所生，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待在那個家裏他一直覺得心裏很憋屈，曾經跑回來兩次，都讓我那位前伯母給追回去了。大饑荒來臨之後，育禾在那個家實在待不下去了，又跑回老家來找伯父。他已經十三歲了，懂事了，這次來決定就在老家待下去不走了。他在重慶那個家生活條件是要比我們老家好一些，但是人更需要的是親情。
    老家說是沒有遭災，可是生活比我們這些遭受災害的城市人仍然要困難得多。回到老家，伯父想盡辦法讓我們父子吃飽吃好，可是父親在屋裏院裏一轉就清楚了，伯父那點存糧吃不到開春。因此，我們在老家隻住了三四天就回來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帶回來一大口袋幹糧，有饅頭、火燒、煎餅，還有粘米麵的窩窩頭。六十年代北京人走親戚拜年往往是提個點心盒，差一點也是用草紙包二斤點心，可是我們老家窮，完全是另一種風俗，拜年的時候提一籃子饅頭，走一家磕個頭，留下兩個饅頭，算是禮品。這樣的禮品是再實惠不過的，也體現了山東人待人的誠意。從解放前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這樣。父親背回來的那一口袋幹糧，就是鄉親們拜年時拿來的。本來伯父還給父親準備了一袋糧食，但是父親說什麼也不肯拿。
    那年的秋天，我上學了。姐姐那會上六年級，大哥上四年級，二哥上二年級。姐姐和錦生在一個班。錦生哥學習不好，考試經常不及格。姐姐卻是班上的第一名，還是少先隊的大隊長，胳膊上戴著三道杠。姐姐是我們的榜樣，父親動不動就把我們哥仨叫到一起，說：“你們要好好向你們的姐姐學習，將來誰學得好，我供你們上大學；要是不好好學，小心我拿皮帶抽你們！”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說我不說俺了。我還算給父親爭氣，期末考試，考了兩個100分。記得上小學的時候，除了100分我就沒有考過別的成績，隻有上四年級的時候，一次偶然失手，做錯了一道大題，扣了二十分，一拿到考試卷，眼淚頓時就下來了。二哥學習很差，回回考試都不及格，我升到三年級的時候，他就和我一個班了。為了不好好學習，他沒少挨父親的打，小時候父親是用鞋底打，後來大了就用皮帶抽，父親打起人來真讓人害怕，可是不管怎麼打，二哥的學習就是上不去。
    大哥本是個聰明人，什麼東西一看就會，但是也不肯好好學，隻要能混個及格，就不再努力了。不過他確實聰明，平時吊兒郎當連作業都不做，到考試的時候抓緊突擊幾天就能及格，而且回回都能及格，從來沒考過不及格。大哥的聰明不在學習上，他的愛好十分廣泛，喜歡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錯，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無線電小組，那玩意要花錢，母親那麼節省，我們連張電影票錢都要不出來，可是大哥卻總能從母親那裏要到錢。當他把第一台收音機裝好，哇哇地放著歌從學校提回來的時候，我和二哥佩服得簡直是五體投地。大哥還是學校足球隊的守門員，別看他腿不好，反應卻特別靈敏，後來在七十五中校隊也一直當守門員，沒有人能代替他。上了中學以後，他又迷上了小提琴，母親居然花十五塊錢給他買了一把小提琴。那時我們都還小，不知道他是抱養的，可是大哥自己知道，估計是大人們說話說漏了嘴，讓孩子們聽見傳出來的。母親怕他心靈上受到傷害，所以對他格外照顧。
    大哥有了小提琴，就把那個口琴送給了二哥，二哥不要，說嫌他口臭，非要磨著母親也給他買一把小提琴不可。母親說，你不是那塊料，買了你也拉不好。二哥不服，母親說，不服你把那個口琴吹吹我聽聽，別說吹得和你哥一樣，你隻要能吹出個調調，我就給你買。二哥也真是不爭氣，拿著那個口琴練了很長時間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我有時也拿過來吹吹，吹得比他要好一些，二哥臉上掛不住，就不準我動那支口琴，兩個人經常為口琴打架。為了解決我和二哥之間的爭端，母親又花兩塊錢給二哥買了一把二胡，那個口琴就歸了我。那時買支口琴還要三塊錢呢，兩塊錢的二胡能拉嗎？老百姓說世上最難聽的聲音有三種：搶鍋、伐鋸、驢叫喚。二哥整天像拉鋸一樣吱嘎吱嘎鋸著那把二胡，鋸出來的聲音比這三種聲音都難聽，他自己鋸了幾天也就沒興趣了。那把二胡被扔進柴火堆裏，很長時間沒人過問，最後被當劈柴燒了。
    二哥不拉二胡了，可還在覬覦大哥的把那小提琴，大哥不在的時候，他就偷著拿出來拉幾下。那把提琴是大哥的心愛之物，整個衙門口也許隻有這一把，大哥平時絕對不許我們動一下，如果他發現誰動了就會大發脾氣。
    大哥是有點音樂天賦的，很快就能拉一些著名的小提琴曲了。每天放學回來，往院子裏一站，開始練琴，院子裏的孩子們就都圍了上來。我們最愛聽的是《雲雀》和《鬥牛士之歌》，隻要《鬥牛士之歌》一拉響，我們這些孩子就排成隊，踩著音樂的節拍在院子裏咵咵地來回跺著腳走一圈。他拉別的曲子我們不懂，我們還讓他拉鬥牛士，他拉完一曲對我們說：“你們就知道鬥牛士，知道我剛才拉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這叫《魔鬼的顫音》。”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誘惑力，於是就嚷：“好好，就來這個！”
    於是他就又拉了一遍《魔鬼的顫音》，那是一首需要雙弦顫音的高難度曲子，從那支曲子中，我似乎也領略到了一些什麼。可是他再拉別的，我們又聽不懂了，等他拉完，有的孩子問他：“你會拉《社會主義好》嗎？”
    大哥不屑一顧地說：“那太簡單了，根本用不著小提琴。”
    孩子們說，你吹牛！你不會！大哥也不爭辯，架起琴拉一段《社會主義好》，大家齊聲鼓掌，於是又有人問：“《我們走在大路上》，會麼？”
    大哥就再來一曲《我們走在大路上》。從那以後，大哥每天練完琴，都會留一段聽眾點播節目時間，孩子們叫他拉什麼，他就拉什麼，這些孩子們點起來沒完沒了，從來不知停止，每次都是大哥說：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歡迎下次繼續收聽。孩子們才笑著叫著散去。
    大哥練琴很刻苦，他已經大了，有了自己的誌向，他想將來報考藝術類院校，父母親都很支持他。姐姐、二哥和我放了學都要幫母親幹家務，唯獨大哥例外，放了學回來就練琴，母親從來不支使他。
    困難時期過去了，母親變老了，頭發白了一多半，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已經像個老太太了。1963年，44歲的母親又給我們生了一個小妹妹，取名叫育苗。從六十年代初國家就已經開始宣傳節育了，有一次上麵派來了人，把婦女們集中在一號院裏，掛著圖講課，我們這些孩子都被趕了出來，我想進去看看裏邊講什麼，人家說，這不是男孩子能看的，羞得我滿臉通紅退了出來。講課之後，我們院一個當警察的叔叔做了結紮，由於落後、不理解，一些人背地裏偷偷地說：他被騸了。父親不願意節育，他覺得一個男子漢不愁養不活幾個孩子。這樣，就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極度貧困之中。六個孩子，四個上學，光每年的學費書本費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加上我和二哥兩個大肚皮，糧食老是不夠吃。那時小學隻上半天課，每天下午，我和二哥都得出去擼柳芽，挖野菜，到收割過的地裏去撿麥穗、挖地瓜須子。後來大一些了，就去割草，兩個人一下午能割四五十斤，然後抬到牛奶場去，以每斤六厘錢的價格賣給牛奶場，以補貼家用。母親除了在生妹妹前後閑過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是去幹臨時工，有時是去建築工地上當小工，有時是到牛奶場的地裏去除草、間苗、收莊稼。弟弟妹妹小，沒人看，是二哥和我把他們帶大的，弟弟小時候總是由二哥領著，妹妹則是我的跟屁蟲。我出去玩的時候，總是把她架在脖子上，這樣玩什麼都不耽誤。那會我們愛玩扇三角，把大人們抽過的香煙盒拆開，疊成三角形，在地上扇，扇得翻過來就算贏了，那張三角就歸你。我扇三角的時候，用一隻手籠著妹妹的兩隻腳，一隻手扇，我的技術很好，怎麼扇都不會把妹妹掉下來，妹妹也騎慣了我這匹馬，怎麼晃她都不害怕。
    冬季裏，母親有時在外麵找不到活，家裏的事就不用二哥和我操心了，這時母親也會放我們出去玩一玩。那時地鐵一號線已經開始動工了，有個電影放映隊，沿著地鐵施工線巡回放電影，都是免費的，每周換一部新片，我們常常跟著放映隊從周一一直看到周六，每天重複看同一部片子，一直看到把每一句台詞都能背下來為止。有時，也到老山去看摩托車比賽訓練，到南苑去看飛機起飛時有多大。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廢棄工程的工地，那是蘇聯人撕毀合同以後廢棄的，地裏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荒草叢中有許多打好的地基和建了半截的廠房，還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大煙囪。二哥和幾個大孩子順著煙囪外麵的鐵梯子一直爬到了煙囪頂上。那上麵風很大，一不小心就能把人吹下來。我覺得這事太危險，必須向有關領導報告，於是就對父母親說了。父親把二哥狠狠揍了一頓。第二天，二哥指著我的鼻子說：“你這個叛徒，以後再也不帶你出去玩了！”
    1965年，姐姐初中畢業了。姐姐初中這三年真給父親爭了臉，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目標，她連續三年獲得了北京市優秀中學生金質獎章。這個金質獎章可不是好拿的，有的學校幾年也未必能拿到一個。不但如此，她還獲得過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初中組的亞軍，她的作文《接班》被選進了《北京市中學生優秀論文選》，這部論文選是由出版社公開出版的。那天是大哥把那本論文選帶回來的，他手裏舉著書，一進門就喊：“爹！媽！你們看，姐姐的論文出版了！”
    他一喊，一家人立刻圍上來搶那本書，都想先拿到自己手裏看看。那時我上四年級，完全能看懂這篇論文，到現在還記得論文的大意，那是根據毛主席的一篇講話展開論述的，毛主席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把資本主義複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姐姐列舉了無數的理由說明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打錯了算盤，中國不但第三代第四代不會變，而且會一代接一代地把紅旗傳下去，使老一代打下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吃過晚飯，父親讓我們弟兄三個一人讀一遍給他聽，一家人安安靜靜坐在那裏聽我們朗讀。聽完，父親對我們說：“你們可要給毛主席爭氣呀！毛主席給窮苦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敗在你們手裏呀！”
    我們一個個十分嚴肅地點了點頭。
    姐姐畢業時，家裏實在太困難了，姐姐不想再念了，她想參加工作，幫助父親減輕一點負擔。父親不同意，姐姐便私自做主，畢業時既沒有報高中，也沒有報考中專，班主任老師急了，找到家裏來給父親做工作，父親這才知道實情，對姐姐發了脾氣。在班主任老師和父親的反複勸說之下，姐姐報考了北京航空學校，而且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