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伴隨著大躍進的腳步聲，父親把我們帶到了北京。建築公司剛到北京就投入了十大工程的建設，沒有時間給工人蓋宿舍，父親就在衙門口租了兩間房子。衙門口是石景山區很有名的一個村子。當年宛平縣的衙門就設在這裏。宛平城位於永定河邊的盧溝橋頭，是明末為了防李自成進京匆匆忙忙修建的，因為時間緊迫，經費緊張，建得太小了，東西長600米，南北寬隻有300米，是我見過的最小的縣城。盧溝橋自古以來就是軍事要衝，也是商賈往來的必經要道，滿清入關以後，這裏就變得更加繁華了，來來往往的部隊、商賈、達官貴人絡繹不絕，就連皇上也要來這裏看看燕京八景之一的盧溝曉月，所以攪得衙門已經沒法正常辦公了，隻好屈居北遷，把衙門建到了十裏之外的一個村子裏，這個村子因此得名叫衙門口。我小時候就是在衙門口長大的。當年的縣衙門就是我上小學的學校，五環路開通的那年被平掉了。
    衙門口原來屬於豐台區，中蘇友好人民公社，後來又歸到了石景山區。衙門口是大隊建製，有幾百戶人家。我家住在上街一號。一號這個號碼一聽就是靠邊的，靠上街南頭。院子南邊是村頭的場院，麥收過後，場院上總是堆著幾堆麥草，直到風吹雨淋把金黃的麥草垛曬成灰黑色，那些麥草也沒人動。我們經常在麥草垛裏玩捉迷藏。姐姐放學回來，常常帶著我們弟兄三個去挖野菜、捉螞蚱。那時二哥和我還小，大哥腿不好，都隻能捉到一些小螞蚱，隻有姐姐回來才能捉到大螞蚱。有一次，姐姐捉到了一隻一紮長的大肚子螳螂，一下子就把我們弟兄三個的胃口吊起來了。從那以後，我們每天都希望能捉住大螞蚱，姐姐也盡量滿足我們的要求，有時會捉到蟈蟈，有時會撲到大蝴蝶，有時也會一無所獲，隻是提著一串小螞蚱回來了，那樣我們就會覺得今天沒有收獲，很無趣。
    一號院東麵是一塊空曠的田野，冬春種麥子，夏秋種地瓜。每逢“五一”、“十一”，這裏就是我們看禮花的地方。大人孩子一起聚集在村頭，看一陣說一陣閑話，禮花快放完了，便三三兩兩地往回走。麥田裏有兩座墳，不知是誰家的。秋後玉米下來的時候，每逢吃過晚飯，房東大嬸就會拿出兩個元寶形的裝玉米棒子的大笸籮，然後吆喝著：講故事嘍！於是院子裏的孩子們馬上就圍到了笸籮旁邊，一邊幫著房東大嬸搓玉米，一邊聽她講故事。院子裏住著四戶人家，家家孩子都不少，笸籮邊一圍就是七八個，那兩個笸籮也真大，一個笸籮能睡下兩個七八歲的孩子。房東大嬸講的大多是一些窮人和地主鬥智的故事，有時候也講一些鬼怪故事，一講到鬼怪故事，我們就會聯想到院子後麵那兩座墳頭，嚇得晚上不敢出門，甚至白天也不敢到那兩座墳前去。
    姑父、趙叔和牛叔也都在衙門口租了房。趙嬸身體好，很能生，結婚以後，平均不到兩年一個，進北京時，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兒子。趙叔那點工資已經不夠她花了，趙嬸不得不出來做臨時工。她的脖子上落下很長一道疤，煙也比過去抽得凶了，一天一包不夠。她那種好吃懶做的毛病改了不少，但是依然不會算計著過日子，到處借錢，背著一屁股債，也不知道愁，整天還是樂嗬嗬的。
    牛叔和牛嬸感情一直不好，但是牛叔當了勞模以後，兩個人再沒鬧過離婚。到了北京以後，他們又有了一個孩子，家裏生活變得緊張起來，牛嬸也不得不麵對現實，出來幹臨時工。
    母親十分羨慕牛嬸和趙嬸，也想去幹臨時工，那會姐姐和大哥都上學了，母親把我和二哥送到了衙門口大隊托兒所，跟著牛嬸和趙嬸去上班。那時母親已經懷上了弟弟，身子很重了，在家把腰勒了又勒，生怕人家看出來不要她。母親總共也沒上幾天班，她的肚子很快就被人發現了，工地上幹的都是重體力活，人家不敢再用她，把她辭退了。不久，弟弟育海就出生了。
    調到北京以後，父親的工資根據地區差又降了一些，每月隻有94塊錢。隨著弟弟的出生，家裏生活變得拮據起來。在工人群裏比，父親是大級工，情況算是好的，但是也很緊張了。十大工程結束以後，建築公司歸了石鋼（石景山鋼鐵公司，即現在的首鋼），父親還想像以前那樣積極，但是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考慮家裏的事情了。父親再次顯示出了他非凡的生存能力。石鋼有個焦化廠，生煤在煉焦之前要洗，洗煤的水帶走了許多煤渣煤末，沉澱在小河溝底，形成了煤泥，父親便利用星期天去挖煤泥，然後用自行車帶回來。建築工地上每天都有鋸末刨花等廢料要處理，允許工人們帶回家，否則積壓多了很難處理。父親便用麻袋一袋袋地用自行車馱回來。家裏燒的就靠這些，基本上沒有買過煤。他還在永定河邊開了兩塊荒地，種了些地瓜、花生和玉米，下了班，他不是去弄燒的，就是去侍弄這幾塊地，每天都是天漆黑了才到家。
    父親並沒有放棄爭取入黨，每天下班之後，隻要有政治學習或黨課活動，他就不去忙自己家那點事，而是專心坐下來學習。他知道他的入黨問題主要卡在母親的家庭出身上，於是便騎著自行車一趟一趟地往順義縣跑，沿著當年外調人員曾經走過的路線，又把那些莊走了一遍，但是依然沒有結果。母親決定親自到順義去一趟，看看能否根據殘存的記憶找到自己的家。於是在一個星期天讓父親用自行車帶著她去了順義。
    他們先去了魯各張莊，經過幾十年的變遷，村莊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母親找不出一絲能和她的記憶對上號的痕跡，又到魯各莊、張各莊看了看，結果也一樣。從衙門口到順義有五六十公裏，父親一個人去，騎快點還能在天黑之前返回來，帶著母親就慢多了，看完這三個村子，太陽已經快下山了，隻好往回返，回來路過柳鎮，天已經黑了，他們就在路邊一家小飯館要了兩碗麵條，打算吃完再往回趕。小飯館不大，打的牌子卻是地方國營柳鎮飯店，飯館裏沒什麼客人，服務員是個年輕姑娘，沒什麼事幹便與他們攀談，問他們是哪來的，來幹什麼？母親說是來找家的，然後把自己的身世簡單地告訴了那個服務員。外祖父姓季，母親問那個服務員柳鎮有沒有姓季的，服務員說，柳鎮這麼大，我哪能都認識呀，再說哪有那麼巧的事，你來找家，坐這一打聽剛好就碰上了？母親找家心切，說：“都到了順義了，我覺得我家的人就在附近什麼地方，可就是聯係不上，飯館裏過來過去的人多，要不你幫著打聽打聽？”母親臨走時還給她留了聯係地址。那天父母親回到家已經是夜裏十二點了。
    衙門口大隊的文化生活搞得很豐富，小學校每個禮拜都放電影，五分錢一張票，即使是五分錢，從母親手裏要出來也不容易。母親很會過日子，她一輩子幾乎沒向別人借過錢，全靠精打細算維持生活。那時北京的許多專業文藝團體響應毛主席“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號召，經常出來為工農兵義務演出。北京評劇一團二團都來過衙門口，馬泰、魏榮元、新鳳霞、花淑蘭、小白玉霜、趙麗蓉等著名演員都在衙門口小學的舞台上露過麵。這些演出不要錢，否則大隊也請不起。這些演出，母親是場場不落，下午一放學，母親就叫我們拿著小板凳去占地方，然後再輪流回來吃飯。演出的劇目大部分是《向陽商店》、《奪印》、《箭杆河邊》等新戲，也有一些老戲，像什麼《劉雲打母》、《頂鍋》、《王少安趕船》之類的。
    緊接著大躍進之後，三年自然災害來臨了。父親的工資雖然不高，但在正常年景下養活一家人應該沒有問題，困難在於買不到糧食，按照國家供應的標準，再加一倍也不夠我們這些孩子吃的，黑市上糧票已經漲到了三塊多錢一斤，父親一個月的工資充其量隻能換回30斤糧票。父親那兩塊地也種不成了，因為還不等地裏的莊稼成熟，就被人偷光了。我記得從六歲開始，就跟著母親去挖野菜、擼柳芽、挖白菜根子。很長時間內，家裏沒有吃過淨糧食，頓頓是菜粥，滿碗的菜找不到幾粒米，弟弟當時還小，每到吃飯時，母親盛起一碗粥，先把上麵的菜挑著吃完了，最後碗底剩下不多的一小堆米粒倒給弟弟，在母親的帶動下，我們幾個做哥哥姐姐的也開始給弟弟挑，一碗粥盛上來，先扒拉著把菜葉吃光，把碗底上剩下的那一小堆米粒留給弟弟，每人一碗下來，弟弟的小肚皮差不多填飽了，我們才開始心安理得地吃第二碗帶米粒的菜粥。
    按說吃供應糧畢竟每月有一定數量的保證，不至於難到這個份上，記得那時家裏四個大箱子裝的都是糧食，直到箱子裏的米生了蟲、麵發了黴、結成了疙瘩母親才拿出來給我們吃。糧本子上還存了不少，沒有全買回來。父母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挨餓挨怕了。他們不是不相信共產黨，是怕老天爺不給共產黨麵子，怕有一天供應糧斷了，所以把本來就不夠吃的供應糧又儲存了一部分。後來糧食政策稍稍靈活了一點，在糧店可以用1斤糧份買5斤地瓜或兩斤半地瓜幹，於是母親把糧份幾乎全部換成了地瓜和地瓜幹。這樣我們可以吃飽肚子了，可是那幾年的地瓜卻把我吃傷了，以後一見到地瓜胃裏就返酸，到現在我也不吃地瓜，一輩子不吃也不想，但是這個話絕對不敢在母親麵前說，我說過一次，母親立刻把臉沉了下來，說：“一輩子別說這種話，不然老天爺還要讓你挨餓！”
    那兩年我們吃不到淨糧食的飯，可是母親卻要千方百計想辦法保證讓父親吃上不摻菜的糧食，吃飽。父親是家裏的頂梁柱，如果父親身體垮了，一家人還怎麼活！每天下午母親蒸幹糧的時候都是蒸兩樣，一鍋兩屜菜團子中有幾個淨麵窩窩頭，那是給父親吃的，剩下的給他帶上作為第二天的中午飯。每天早上父親上班時都要和母親爭執半天，母親一定要讓父親帶三個窩窩頭，父親卻堅持隻帶兩個。就是這兩個窩窩頭，父親還要剩下半個，回來後分給我和弟弟吃。父親下班時，飯盒總是夾在車座後麵的，我知道飯盒裏有半個窩窩頭，於是每天父親下班時就到街口去等，眼巴巴地盼著父親早點回來。父親一到，我立刻迫不及待地把那個飯盒取下來去和弟弟分窩窩頭。我想任何一個做父親的，都經不起孩子那樣期盼的眼神一看。
    我的沒出息的舉動很快被母親發現了，她十分嚴厲地嗬斥了我一頓：“誰讓你天天到門口去等你爹的？你六歲了，還不懂事嗎？”我羞愧得無地自容，哭了起來。母親或許覺得對我有點過於嚴厲了，有些不忍心，過了一會，又拿給我半個淨麵窩窩頭，我沒有吃，偷偷塞給了弟弟。
    其實，家裏挨餓最多、吃糧食最少的是母親，大哥從小身體不好，瘦得三根筋挑著個腦袋，需要特殊照顧，弟弟小，營養要保證，剩下的三個孩子也都比她重要，母親牽著這個掛著那個，心裏惟獨沒有自己。母親的臉浮腫了，腫得嚇人，腦門上一按一個坑，半天起不來。到醫院去看，醫生說，沒什麼病，可能是吃野菜吃的，多吃點糧食就好了。
    困難時期經常有要飯的登門，對待這些要飯的，母親不是塞給他們一點吃的打發了就完事，每次都是拿個小板凳讓人家坐下，吃飽了再走。有一次，母親熬了一鍋大米地瓜粥，這在我們家也算是改善了，可是粥剛熬好，來了三四個要飯的，母親讓他們坐下，給他們盛粥，幾個人大概是餓壞了，吃了一碗又一碗，眼看快把一鍋粥吃完了，看見我們幾個孩子在旁邊看著，實在不好意思再吃了，放下碗要走，母親知道他們沒吃飽，又給每個人盛了一碗，把鍋底刮得幹幹淨淨，說：“你們吃飽，孩子們一會我再給他們做。”
    那一年出了奇跡，我們老家這個山東最窮的地方，居然沒有遭災。春節前夕，伯父給父親寫信，說外麵要是過不下去，就帶著孩子回來過年。於是，父親帶著我回了一趟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