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個大夫呢，包紮個傷口就出了一頭的冷汗，太丟人了吧…”縫完傷口我去打水洗地，書生跟著我，不依不饒地嘲諷著。
    我不搭他的話，洗淨了手，伸向他：“紋銀二十兩，多謝。”
    “什麼！”他瞪大了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他是江南人的精致長相，鹿一樣的眼睛，眼角略上挑，像白瓷裏鑲了兩顆黑棋子，南人裏這樣深的眸色很少見。
    “傷口包紮用藥折成現銀三兩五錢，換藥十兩三錢，傷愈前的十九天裏食補共九兩左右，現銀結算，恕不賒欠。”我手仍伸著。
    “那也是二十三兩八…呃，我去拿錢給你。”書生嚷著，轉身便跑。
    我伸手拉住了他。
    “還…還想幹什麼？！”他驚惶地瞪著我，一雙鹿眼裏充滿戒備。
    我笑：“你叫什麼？”
    “柳俟。”他瞪著眼看我：“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沒回答，轉身向著躺椅上的連生：“叫夫子。”
    連生乖乖地：“夫子好。”
    柳俟看著年輕，卻不好騙，指著連生問我：“你是想要他在受傷的時候去我書館裏讀書？”
    我點頭。
    他白我一眼，在院子裏踱步：“這我可要好好算算了。”
    話是這麼說，他走到辛夷樹下時，已經得出結論了：“讀到他傷口愈合，一共還欠你七兩四錢銀子。”
    說完，一溜煙跑了。
    連生傷愈要十九天，他書館收費分成每日來算也是散碎的數字，但他不用算珠，七步之內，就已算好。
    這江南，果然人傑地靈。
    我和柳俟一日日地熟識起來，等連生的傷口換了第四帖藥後，他已經會在每天孩子們散了學後抱著一疊交上來的大字坐到我院子裏，一邊看著連生翻曬藥草，一邊說點風涼話。
    我叫他柳俟，至於我的名字，我一直不說，他也就不問。心情好的時候，他叫我“喂”，若是學堂裏學生打了架了，哪家的商販父親把兒子拖回去幫工了，他心情不好，就叫我財迷，偶爾叫江湖郎中。
    我看他的處境還算是中上，連生在他書館裏讀十九天就付了將近八兩銀子，是尋常人家半年的開銷，收的學金也算貴的了。把孩子送到他這裏的都是些殷富之家，多是商人，江南鄙薄商人的風氣不重，商人之子被允許進入民間學堂。
    而那些把孩子送到他那裏的商人也許是因為自己沒讀過多少書的緣故，對他尊敬得很，開口閉口就是“先生”。
    要是別的讀書人，被人這樣捧著也就心滿意足了，這小狐狸偏偏不是，臉上仍是淡淡的，一副雲淡風清的樣子。
    再者說了，要說他是懷才不遇的讀書人，這懷的才，也太多了點吧。連生初去他學堂的時候，看見周圍全是一幫七八歲的小孩，還有些不好意思，過了幾天也就放開了，還把學了的東西念給我聽，其中也有聽同學說的“夫子”的詩作。
    京畿三公子中，姚衡的詩作得最好，他十歲應詔所作的“祥雲浮上苑，冠蓋滿京華”之句至今還廣為傳誦。我和他呆久了，也能分辨詩的好壞。
    以柳俟的能力，當個夫子，就算教到國子監，也是屈才了。
    至於我自己，倒是沒什麼好說的，就像柳俟嘲諷的那樣，是個財迷。
    在外人看來，這家的醫館奇怪得很，尋常傷痛來找大夫，他是不醫的，要是好不容易來了個傷重的，他的診金又高得離譜，病人就算沒死就嚇走了半條命，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醫術還不錯，剩半條命還救得回來。
    最讓人不解的，是大部分時候那些病患都給不出那麼多錢，都是打個欠條，大夫竟然也答應了。甚至有些特別貧苦的，也許是欠的日子太久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逢年過節的，特地從家裏拎了幾串幹辣椒，臘魚來，我也收下了，把屋簷下的藥草擠一擠，把它們掛上去。
    這樣的行為，隻換來柳俟一句“有病”，等到秋天，他已經習慣了到我這裏蹭飯的時候，他連那句“有病”也不說了。
    當然，好學的連生曾經問過這件事－－隨著柳俟蹭飯蹭得越來越準時，他在柳俟那裏讀書也讀得越來越起勁，並且把柳俟篡改聖賢書的那句“知之為知之，不知就要問”奉為至理名言。
    連生問我：“師父，為什麼你明知他們還不起錢還要他們打欠條呢？”
    我想了一會，認真地告訴他：“因為人都不喜歡背著債過日子，所以那些沒有病得要死的人為了不打欠條就不會上我的門了，這樣你就有更多的時間看書了。”
    我也就有更多的時間發呆了。
    也許是聽到了我的心裏話，樹蔭下嚼著甘草打紅叉的柳俟給了我一個鄙視的眼神。
    連生還是一樣的傻，不過我們都習慣了，就任由他在那一邊冥思苦想。
    其實我也不是所有半死的人都救，某些夜裏，常有大腹便便的傷員被馬車送到我門口，仆人都是一副鼻孔朝天的衙門相，更有甚者，官靴都沒脫下來，實在太太太侮辱我智商。我一律搖手說治不了送出門外，第二天早上就聽見某個貪官又被人打得重傷，幾番延醫，還是不治身亡。
    這南邊卻是不比京都，京都亂起來，是平民百姓活不下去，南邊卻是官員先挺了屍。
    都說京北出武將江南多文官，若論起招民怨的本事，江南的文官確實比我們的武將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