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籠編好的那天，是個陰天。
    他把那個醜陋的小東西捧在手心裏，看了很久，然後遞給我。
    “給你的。”
    我接過來。入手冰涼，沉甸甸的。那鐵絲上還殘留著他的體溫和汗味。
    “給我幹嘛？”
    “你掛窗台上。”他淡淡地說，“裏麵放點小米，說不定真能引來鳥呢。你在這兒陪我，也挺悶的。”
    我看著那個鳥籠，看著那些粗糙的鐵絲，看著上麵斑駁的血跡。
    我忽然覺得喉嚨裏像是堵了一團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來。
    “這玩意兒，鳥都不敢進去，紮著腳怎麼辦。”我把鳥籠放在窗台上，沒看他的眼睛。
    “也是。”他自嘲地笑了笑，“我手生了。”
    那天晚上，我沒走。我留在療養院陪他。
    外麵下起了小雨，敲打著窗戶。屋裏隻有“小太陽”發出的嗡嗡聲，和雨聲交織在一起。
    陳漾睡得很不安穩，時不時咳嗽兩聲，喉嚨裏發出呼嚕呼嚕的痰鳴。我睡不著，就坐在床邊，看著那個鳥籠在昏暗的光線裏投下的影子。
    我想起剛認識他的時候，他穿著那件不合身的西裝，在門房裏一筆一劃地記賬，神情嚴肅得像是在簽署什麼國際條約。那時候的他，雖然窮，雖然卑微，但心裏是有火的。
    而現在，那火快熄滅了。
    隻剩下這點微弱的火星，靠著幾根撿來的鐵絲，苟延殘喘。
    第二天一早，我出門去鎮上買了點東西。回來的時候，手裏多了一包彩色的尼龍繩，還有一小袋小米。
    我把小米倒進那個鐵絲鳥籠裏，又把彩繩一圈圈纏在鳥籠的鐵絲上，把那些鋒利的茬口都包了起來。
    “你幹嘛？”陳漾看著我，有些不解。
    “裝飾一下。”我說，“不然鳥真不敢來。”
    我把纏好彩繩的鳥籠重新掛回窗台。五顏六色的繩子在灰暗的房間裏顯得格外紮眼，像是一種突兀的、不合時宜的生機。
    陳漾看著那個鳥籠，看了很久，然後笑了。
    那笑聲很輕，很短，但卻是真心的。
    “梁昭。”
    “嗯？”
    “謝謝你。”
    “滾蛋。”我罵了一句，把被子往他身上一扔，“睡覺。”
    我沒告訴他，其實鳥籠掛在窗台上，根本不會有鳥來。
    在這個充滿了消毒水味、黴味和絕望的地方，連麻雀都知道要繞道走。
    但我還是把它掛在那兒了。
    因為我知道，這不僅僅是個鳥籠。
    這是陳漾活過的證據。
    哪怕它醜陋、粗糙、毫無用處，但它確確實實存在過。就像我們這些人一樣，在這個世界上磕磕絆絆，傷痕累累，最後可能什麼也沒留下，但我們確實來過，掙紮過，喘過氣。
    這就行了，也足夠了。
    日子就這麼不鹹不淡地過著。
    陳漾的身體維持在一種微妙的平衡裏。不好，也不壞。能走，但走不遠；能吃，但吃不多；能笑，但笑不響。
    我開始忙著找工作。學校的臨時工合同到期了，王衛國暗示我如果想留下來，得意思意思。我沒那錢，也沒那心思，就開始在外麵跑招聘會。
    那時候正是用工荒，到處都缺人。但我這種沒學曆、沒技術、隻有一把子力氣的，能選的路並不多。
    有一天，我去麵試一家物流公司的搬運工。主管是個滿臉橫肉的家夥，看了我一眼，指著倉庫後麵那一堆幾百斤重的機器零件說：“把這堆東西搬到三號庫，限時半小時。搬完，明天來上班。”
    我咬著牙，一趟趟地搬。肩膀磨破了，血水浸透了襯衫，粘在肉上，一動就鑽心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