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最後一件零件扔進倉庫，正好半小時。
    我癱坐在地上，大口喘著粗氣，汗水順著下巴滴在地上，洇濕了一大片水泥地。
    主管走過來，扔給我一瓶水。
    “行，有力氣。”他上下打量著我，“不過這活兒太累，一般人幹不長。一個月三千，包吃住，幹不幹？”
    三千。
    我腦子裏飛快地算著賬。陳漾的藥錢，生活費，再加上李娟那邊偶爾還要接濟一下。三千，剛好夠，甚至還能剩點。
    “幹。”我說。
    當天我就辭了學校的工作，搬進了物流公司的集體宿舍。
    那是個八人間的地下室，潮濕、陰暗，空氣裏彌漫著腳臭味和煙草味。但沒關係，隻要有張床，能睡覺就行。
    我把地址抄下來，去療養院告訴陳漾。
    他聽完，沉默了很久。
    “遠嗎？”他問。
    “還行。周末能來看你。”
    “別周末來。”他說，“周末你休息，多睡會兒。平時下班晚，你就別折騰了，好好休息。”
    “我說了不算。”我硬邦邦地說，“我有腿，我想來就來。”
    他沒再勸，隻是點了點頭。
    臨走的時候，他忽然叫住我。
    “梁昭。”
    “又咋了？”
    “那個鳥籠……”他指了指窗台，“昨天飛來一隻麻雀，吃了幾粒米，又飛走了。”
    我心裏一熱，轉頭看向那個掛著彩繩的鐵絲籠。它在陽光下，竟然顯得有點好看。
    “哦。”我應了一聲，掩飾住心裏的那點波瀾，“鳥又不傻，知道這地方沒吃的，肯定要走。”
    “是啊。”他笑了笑，“都走了。”
    我沒聽懂他的意思，也沒多想，匆匆走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那天說的“都走了”，指的是什麼。
    我去物流公司上班的第三個月，陳漾又大出血了一次。
    這次比上次更嚴重，直接進了急救室。醫生把我叫出去，讓我簽病危通知書。
    我握著筆，手抖得簽不出字。
    “病人肺部功能已經衰竭，這次的情況很不樂觀。你們家屬要做好心理準備。”
    家屬。
    這兩個字像鞭子一樣抽在我臉上。
    我算哪門子的家屬？
    我咬著牙，簽了字。
    那一晚，我在手術室外麵的長椅上坐了一夜。走廊裏的燈慘白慘白的，照得人臉色鐵青。我看著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進進出出，看著那些儀器上閃爍的數字，感覺自己也像是要死了一樣。
    淩晨四點多的時候，醫生出來了。
    “暫時穩住了。”
    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整個人像虛脫了一樣，癱在椅子上。
    第二天，我請假去了療養院。
    陳漾還沒醒，插著氧氣管，臉色灰敗得像一張舊報紙。
    我坐在床邊，看著他。看著他幹枯的頭發，看著他凹陷的眼窩，看著他脖子上那道因為插管而留下的青紫淤痕。
    我忽然覺得，那個鐵絲鳥籠，其實早就關不住任何東西了。
    它掛在窗台上，空空蕩蕩的。
    就像陳漾的心一樣。
    他以為他好了，以為他能重新開始，以為他能像個正常人一樣活下去。
    但其實，他一直都在那個籠子裏。
    鐵絲的籠子，病的籠子，命運的籠子。
    無論他怎麼掙紮，怎麼攀爬，怎麼試圖證明自己還活著，最後都逃不掉被囚禁的結局。
    我伸手，輕輕握了握他的手。
    他的手很涼，幾乎沒有溫度。
    那口氣壓在喉嚨裏的歎息，最後沒吐出來。
    我怕驚醒他。
    怕他睜開眼，看見的還是這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