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現實就像一台抽水機，不斷抽走王維身上的波光靈動的碧水。政治場上的王維已然沒有了抱負和藍圖，長安城裏的王維越來越不舒服，因此他要逃避。他向往去崇山峻嶺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碧水飛瀑之旁，感受大自然的無私、純真和溫柔。
    安史之亂平定後，社會弊政叢生，政壇日益黑暗，王維過問政事的時間越來越少。“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除了上朝的表麵工作，王維生活的基本內容就是玄談、坐禪、茶藥和睡覺。慢慢的，王維留在長安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隱居在終南山的日子越來越多。
    在《終南別業》中，王維對歸隱生活很滿意：“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美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在坐看雲起雲落的日子裏，王維的心境更加平淡，與世無爭。年輕時的王維看到紅豆都會起相思之情，還向人到處宣揚“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年老後，王維的作品少了感慨，多了對景物的平靜白描。比如《鳥鳴澗》一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隻有真正閑下心來，放下世俗雜念的詩人，才能把平淡無奇的山間夜色寫成傳誦千年的山水畫。又比如“山水詩派”代表作之一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如今，後人提起王維，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兩點。第一，王維寫作了大量的田園山水詩作，平淡雋永。無心插柳，王維成了“山水詩派”的開山人物。第二，王維是著名隱士，而且是一邊當著大官，一邊歸隱，羨慕死了不知多少在文壇、科場和仕途中苦苦掙紮的後來者。王維的“半官半隱”，並不是個別現象。中國曆史上有一條明顯的文人歸隱傳統。除了王維，著名的還有陶淵明、李白、蘇軾等等。
    這個傳統，在唐朝最盛。就算當著官，也不影響文人們的歸隱之路。杜甫專門創作出了“吏隱”一詞，來形容文人在官場之內的歸隱狀態。“吏隱適性情，茲焉其窟宅。”（杜甫《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白居易在《中隱》中則將隱居分了大小層次：“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複似處，非忙亦非閑。……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可見，白居易最推崇潔身自好的“中隱”，也就是杜甫所謂的“吏隱”。
    客觀上來說，多數文人的隱居不是天生的、自願的，而是像王維那樣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的消極逃避。比如蘇軾在仕途不順之後就走向了歸隱，他在寵辱不驚、超然物外的狀態下寫成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蘇軾在被貶官杭州期間，訪茶問僧，醉心山水之餘還疏浚了西湖，留下了一條蘇堤。比他更早的白居易同樣貶官杭州期間，醉心江南美景，同樣在西湖留下了一條堤岸：白堤。一些文人則不等貶官，看破現實後主動謀求去山水佳勝或幽僻之地為官。比如唐代孫逖就主動出任山陰縣尉。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古稱會稽，唐代稱越州，自古就是風景旅遊勝地。孫逖任官不是主要目的，遊賞山水享隱逸之樂才是主要目的。他在山陰寫下了《登越州城》：“越嶂繞層城，登臨萬象清。封圻滄海合，廛市碧湖明。曉日漁歌滿，芳春棹唱行。山風吹美箭，田雨潤香粳。代閱英靈盡，人間吏隱並。”
    王維隻是這個歸隱傳統中的一個突出個例而已。因為他少年得誌、官61運亨通，因為他身處的唐玄宗時期還算是曆史上比較正常的時期，所以他的隱逸生活平靜而“卓有成效”。而身處亂世的文人們就慘多了，天下之大，往往找不到一處可以安靜隱居的地方。苦得他們顛沛流離，不是被迫入世去依附梟雄爭奪天下，就是過早死在亂軍之中。
    王維的結局是，半官半隱的他官職逐步升遷，累遷至尚書右丞。
    朝廷任命王維為副宰相，也許是考慮到王維出身名門，聲望卓著，也許是考慮到王維既有地方工作經驗又有中央工作經驗，也許單純就是考慮王維當官的資曆（他從20歲就開始當官了，資曆很老）或者出於“搞平衡”的目的，總之王維的提升與他的政治思想和政績都無關。
    而到花甲之年的王維呢，繼續聽晨鍾暮鼓，看竹影搖曳，還有就是念佛打坐……
    王維的一生幸福嗎？這可能又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了。
    這裏用了一個典故：東漢末年，占領首都長安的董卓被推翻後，就遭到了這樣的懲罰。董卓肚子很大，痛恨他的百姓在他的肚臍眼上點燈，足足燒了三天三夜。安祿山的肚子也很大，上馬都需要人扶。所以韋斌咒罵安祿山不得好死，遭遇董卓一樣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