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生于官宦家庭，少时在私塾读书，一九一六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是十二代表之一，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是老资格中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张国焘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列宁两次接见。张国焘还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
    一九三一年，张国焘参加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得到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结果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大权。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有系统有组织地向全国各苏维埃地区派出中央代表，要直接掌握这些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在中共中央资深位高，深知要领导中国革命，真正的本钱是要拥有枪杆子，资格与职位并不是真正的本钱。但拥有军队并非易事，尤其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别人提着脑袋拼杀出来的武装实力，凭什么给你掌管？这次，张国焘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直接掌管鄂豫皖党政军大权，暗藏私心。他正好可以堂而皇之利用革命的名义，把鄂豫皖红军，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王明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来，正中张国焘下怀。否则，张国焘还真看不上这个小小的鄂豫皖山区。
    张国焘一到大别山，首先以中央指示为名，撤销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名正言顺地夺了原鄂豫皖特委领导人的权，把他们排斥出局。紧接着，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任用者，自然是听命于自己的人。
    张国焘的这一套做法，虽然引起原鄂豫皖苏区原党政众多领导的不满，包括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和军长徐向前等人。但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派来的代表，按组织原则，他们必须服从。
    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原党政领导人对他的做法是口服心不服，心里是有数的。
    这些人对他来说，就是隐患，就是威胁。不把这些人整下去，张国焘想在鄂豫皖苏区唯我独尊就很难。
    但鄂豫皖苏维埃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和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人，在地方和红军内享有很高威信。想把这些人整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在此时，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从上海频频给张国焘发来指令，要求在红军内部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
    张国焘要独揽大权，剪除异己，而中央正好要求在红军内部开展“肃反”，两下里一拍即合。王明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正好为张国焘剪除异己提供了一个光明堂皇的理由。
    但要把那些享有很高威信，在军中一呼百应、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行。张国焘明白，在流寇式武装割据的地盘里，处置这些领头造反的将领，一旦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促成兵变！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张国焘来说，能抓住这些人“反革命”的把柄，弄到他们“反革命”的事实，才是特别重要，特别需要的事情。
    为此，张国焘以红军保卫局的人员为基本骨干，专门成立了“肃反”领导组，采取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方式，搜集这些人的“反革命”材料。规定各级“肃反”领导组，由中央分局直接领导，任何人不得过问。实际上，就是“肃反”运动，只能听他张国焘指挥。
    冥冥中苍天无眼，些许是天意，些许是机遇，张国焘心想事成，老天竟成全了他。
    当时，皖西麻埠的箭厂河，设有鄂豫皖红军的后方总医院。医院里住的除了受伤的红军官兵，还收治了上百名受伤的敌俘。这些敌俘伤势治愈后，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很快对红军艰苦、劳累而又危险的生活厌倦了，也忍受不了红军铁的纪律。这些俘虏后悔了，他们私下里满腹牢骚，一肚子怨言。结果，一人领头串通了几个想逃走的人，计划在红军医院的饭菜里投毒，然后夺取武器打回国民党部队，立功赎罪。
    他们乘司药员没注意，偷了医院药柜里的毒药。但投毒的人在食堂实施投毒时，事情败露，被红军战士发觉生擒。
    投毒者被押到政治保卫总局审讯，熬刑不过，供出了那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来不及逃走，被抓后自知必死，却反咬毒药是医院药库的司药员给他的。
    司药员叫陈桂兰，是红四军第十师二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当天，陈桂兰即被抓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保卫总局。保卫总局的审讯人员对陈桂兰进行严刑逼供，捆绑毒打，还要将滚烫的桐油浇到她的背脊上！陈桂兰熬刑不过，无奈“招供”说：“我和潘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
    “改组派”是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汪精卫派与蒋介石派企图在反共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内部又发生矛盾。汪精卫、陈公博等组织在野反对派，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
    陈桂兰自己“供认”出她和她的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还能有假？保卫局的人十分震惊，愈加要追根问底。他们又逼问陈桂兰具体是谁派来的？陈桂兰无法说清，刑讯者却不依不饶。于是，陈桂兰又乱供说是“李荣桂”派来的，李桂荣当即被捕。
    李荣桂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是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正师级干部。这个刚过三十岁的皖西汉子并不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但在保卫总局那些抓肃反人员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那种求生无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摧垮了他的意志。李荣贵被屈打成招，按诱供供认说“鄂豫皖红军改组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九人为委员，许为主席。他们密谋要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于九月十五日举行反叛，投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