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对面的食堂成了开大会的礼堂，三天两头在那里开会。学校的整风刚有些消停，社会上就开始骚乱起来。每次开会都有新的消息，不是这个厂子里出了坏人，就是那个工矿有人破坏。天天在抓人，美其名曰‘清理阶级队伍’。尽管天天清、日日抓，社会上的盲流却愈来愈多，天南海北哪里的人都有，有时还成群结队。有人说：是他们那里遭了年景，这些人是来逃荒的；有人说：盲流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是躲避清理阶级阵线而逃的。
    这一段时间里，小镇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宁静，每天晚上总看到车站、旅舍或一些大型建筑物下躺满了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还有的干脆就在野滩里安锅搭灶，炊烟四起。最让人不安心的是四邻总是不安，今天这家说丢了衣服，那家丢了粮食。以前的昼不关门、夜不闭户的日子一去不返，每到晚上尽管四门紧闭，却常常能听到鸡鸣狗盗的响动。
    最多的要数从西面过来的宁夏人了，他们一色都戴着白帽，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都是拉家带口，携儿抛蛋。最多时有几百人，成片地聚集在大庙后边的弄堂里，说话叽哩呱啦，夸声夸气，像胡燕儿的叫声，我们冷不丁地能听懂个一句半句。
    前些日子里学校开会逮捕了我们的王老师，紧接着很多老师被划成了‘右派’，有的去了猪场，有的打扫厕所和马路，总见他们低着头干活，再也没有一点生气。
    食堂的会也开的有声有色。木器厂有几个木匠工人被逮进了大狱，说是什么在逃犯，皮革厂有几个工人是改名换姓，也是为避阶级清查逃匿在这里的坏人，在劫难逃，终于落网。机械厂，工程队更是乱哄哄的一片，每次开会总是有很多工人自动跑了，大会上不断地点名纠缠，口号就是决不能心慈手软，坚决一查到底。
    父亲的缝纫社里也出现了阶级不纯的人，有地主的子女，有漏划的富农，还有很难查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几个老工人履历复杂的难以调查，都是在解放前做的事儿，简直是一踏糊涂。
    最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我家的头上。放学了，我还是从前那么欢蹦乱跳地往回窜。过了大礼堂，门前的广场，正碰上礼堂里散了会，人头攒动，蜂涌而至，人们都交头接耳地谈论着，我仍然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只觉得人们的目光里有一种乜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最亲近的人总是被蒙在鼓里。消息不径而走，早已是一传十，十传百，可我们仍然稀里糊涂。回到了家，门上钉着一把锁头，莫名其妙，妈妈从来都不在这个时间串门子呀！去东平家问问，“姨姨，我妈去哪啦？”阿姨神秘兮兮地后住了半边嘴：“远征，可了不得了，出事了，你妈被公安局叫去了。”我觉得也似乎有些不妙，怎么好端端的，妈妈为什么会被公安局叫去呢，家里的父亲、哥哥他们都哪去了？看着赵阿姨的神情，我觉得该去缝纫社去打听，说不定妈妈去交女工活儿。一路走一路思忖，神情有些不安，神不守舍。
    我边走边跑，一路打听，到了缝衣社附近一问邻居黄妈，她才对我说了实话：“你妈被逮起来了！进了班房大狱，就是政府圪蛋的那个大狱。”我的头一下子懵，“嗡”一声，眼前觉得发黑，差一点晕倒。好不容易强撑住墙立住，黄妈仍在絮叨：“你妈妈坚强，那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可钢骨呢。从大会上一宣布，叫人从桌椅上带到台上，她都从容不迫，走地稳稳当当，是个人物。”我早已无心听下去，但一下子却慌了神，手足无措。“你哥你爸都去了监狱，为你妈送铺盖行李，你就在黄妈这儿待会儿，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早已急不可耐，不知道如何是好，稍一定神，又觉得应该马上去监狱里看看妈妈，说不准还能进去呢？
    我急忙跑出来，沿着小路往监狱的方向赶，沿路的熟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只听得人们说：“那女人可硬了，一点儿也不恐慌，我们听到点她的名都觉得有些害怕。要是遇到咱们头上，真要吓得尿裤子了。”“可不，你看刚刚公安局的人，押着往监狱走，人家还昂首挺胸，没看出来一点点惧怕。”三个一言，五个一语，我倒觉得不是点滋味，恍似有一点羞愧的味道。
    离的老远就看到了监狱，那尊高耸的炮楼，深沟壁垒、高墙大院、铁丝篱笆和流动的岗哨，让人不寒而栗。其实政府圪蛋我们是常去的，只是监狱不常来玩，有时冷不丁地从它的周围经过，或者老远看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去拣去拾，譬如废纸废骨烂麻绳头等，但是总会听到炮楼上站岗人的喝斥，甚至故意地舞动枪支，做恫吓的姿态，吓得我们逃之夭夭。监狱、公安局，连同法院、检查院等有军人站岗的地方，一般我们都少去，觉得那里都十分的可怕、神圣。
    我一直在监狱外边徘徊，来来去去，没有敢去问问妈妈空间在哪里，害怕的冷风像是席卷了我的神经，一个十岁刚出头的人，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和考验，世界上最最亲爱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我，我像一株无根的蓬草一般，坐立不安，摇摇晃晃，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