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喝了点酒，六叔上了脸。
    这时，我说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人知道了县官一个秘密，这县官屁股上长了一大块红痣。县官威胁他：他要敢说，就一定把他抓进牢里去！这，他自然不敢说了。可这秘密憋得他难受，象憋着一个屁一样。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挖了一个坑，一头栽了进去，对着坑大叫：“县官屁股上长了一块大红痣！”我说了这个故事，意思明确。
    六叔就笑了笑。
    老伴就说：“明天我们要走了，想听听您的故事，他们都这样说……”
    我说：“是啊，明天我们一走，就不会再见面了。就象一阵风吹过，不会再留下什么痕迹。您对一阵风说了一个故事，说过就散逸了，不会再存在，对您来说，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何必留在心里？就象古时候的那个人……。”
    这话显然打动了老人，人心里怀着一个秘密，不说出来，会成为一种负担。这负担随着时日的过去，就象饕餐（右上改珍右）一样啃噬着他的心，会成为一种无法承载的心理沉重。所以人的心灵必得有所施放……。
    也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也许是我们这些话打动了他，六叔就叹了口气，看了看我们，说：“小老弟，小弟妹，你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到了这时，我就采取了单刀直入式的坦诚，我认为对这样一个明理的老人，坦诚可能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当他听到我们对他的了解，当他听到我们说出“你一定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时，就苦笑了一下，说：“哪有什么浪漫？不过，你们说对了，一件事放在心里久了，不说出来，总不舒服。现在我们是萍水相逢，明天一别，这一辈子也就再也见不到了，只当我是对一阵风说了我的故事，风过，便无痕。既然这样，我便说与你们听。”
    “……那是七五年底。”
    四、
    那年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后来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年一开春，固原垦殖场总场党委根据这一形势，组织了几支工作组，下放到各分场去蹲点，以便使这个运动得以全面展开，深入进行下去。我当时调到了工作组，来到三分场，然后具体分配在田头大队叶家坞生产队。
    我那时三十多岁，独身，也不是真正的独身，我有妻子。但妻子前几年因难产和这山区的医疗条件，去世了，连孩子也没保住，因此，我是孤身一人。
    叶家坞生产队在大山里。我到了这里后，名为蹲点，实际上就成了那里的领导，掌握了生产队每一个人的命运，包括生产队长甚至大队队委每一个人的命运。我坚持和群众“三同”，努力与群众划等号，并坚持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
    现在说到那时的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许多事情值得再探讨。但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时，大环境如此，我们所做的，是遵循了当时的中央的决策来做的，也许并不一定正确。但事情可以再商讨，事由却是不容置辩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人性的变异，显示了邪恶与良善搏击在一起的复杂，也给我留下了许多惨痛的回忆，真是不堪回首……。
    当时，我住在一对老年夫妇家里，因他家两个儿子已成家，分出去住了。两个老人三间房，老太婆不出工，可以为我烧饭。我每天交三角五的饭钱和每个月的粮票。我来到生产队后，生产队就专门开了个社员大会，算是对运动的一个动员，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欢迎。会上我讲了话，说了这次运动的性质，这次运动的主要性质就是批邓，批右倾翻案风。以这个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为中心，来促进生产，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然后，我号召广大社员积极反映情况，尤其是要反映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检举揭发一切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
    这会开得沉闷，火药味十足，生产队的干部们只是抽烟，社员们也麻木了，被这些无休止的运动搞麻木了。当然也有人高兴，这高兴的人不能说是坏人，人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只是各怀其利罢了。不过，也可以这样说，高兴的人中，至少是和生产队干部有成见的，或是一些想取而代之的一批人。
    我当时是满腔热忱来的。
    散会后，又找生产队干部们开了个会，要他们有问题的交待问题，没问题的也要斗私批修，只要向党交了心，只要没有犯罪，就可以轻装上阵，为实现党中央这一伟大的战略步署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说了这些话，是不是我就和那些生产队的干部有着深深的敌视呢？没有！人真的很奇怪，现实也同样很复杂。比如那时有些地方，没人想当生产队长，可垦殖场不同，垦殖场的生产队长，有权有势，谁都想当。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往往得具体事情得具体分析，没有一定的定数，这大家都知道。比如象革命和生产，大多数时候，生产不能压革命，但在某一阶段，中央要抓生产了，那就又会不要命地抓生产，不用担心别人指责用生产来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