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的故事。  “瓶”的故事(八——完)   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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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姚芝瓶的一生,就这样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人来动她,因为她是烈属。打倒四人帮后,她已是奔六十的人,到了这时,是真正的老了,也就再没有一个男人来光顾她。她现在每月可以领到十二元钱,(两个邹国瑞的儿子上烈士子弟学校时,她这里就已停发)。这两个儿子,现在在县城里工作,混得也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大伯是地主,且是劳改犯。有了这一层社会关系,无论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的烈士,无论他们能享受到怎样的优厚待遇,也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他们都无法入党。无法入党,也就无法得到重用。尤其是他们的母亲这样的放荡,这样的无行,丢尽了他们的脸,使得他们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已不再和母亲来往。而姚芝瓶解放后所生的三个儿女(后来又生了一个),不能算烈属,也无法算烈属,就得不到优抚待遇,也就只能在家务农。
    其实到了六十年代,姚芝瓶的家境就已十分困难,她那一点抚恤金要养三个儿女(两个大的已工作),好在有几个相好帮衬着她,又好在那时大家都穷,总算让她熬了过来。改革开放后,村子里的人都忙着赚钱,而她已被烈属的光环笼罩惯了,思想已成定式,没有及时地改变她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一点,也让她言传身教地传给了她后来的三个儿女,使他们不思进取,终于使他们的三个家沦为赤贫,也就拖累了姚芝瓶。
    如今,在村子里见到姚芝瓶,她已是一个头发全白的柔弱老太婆了。
    她后来生的三个儿女,成了家,在村里务农。除了向她争钱之外,全无一点孝心,当然也是是她使他们蒙羞。村子里的人现在也不看待她,原来她是烈属,又有钱,别人背后骂她,当面还得奉承。现在她已沦为贫困,按说也不算贫困,她一月有十多元(八十年代),但她那点钱被三个儿女抢来抢去,到不了她手里。再说,现在烈属也不被人看重,都说是她放荡的报应!
    女人们不理她,男人们自然也不敢理她,怕一理了她,就怕别人说自己与她有染。
    九、
    姚芝瓶如今穷困撩倒了,她本是一个十分向往爱的人,她需要有人爱她。她这一辈子就是需要有一个男人来爱她,按说,这不为过,每一个人都有爱的权力,也有被爱的权力。问题是,她遇到了四个不幸:一个不幸是我们民族的观念:男女不同。比如就这些条例而言,抚恤对象有妻子父母儿女,却没有丈夫。这是一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既然已把女人归之为弱势群体,是男人的依附,也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是,这政策有瑕疵,那优抚条例在这个问题上有问题,它有它那个年代的特点,那就是它往往忽视了“人”这一主体,更别说它会去看重作为一个人的情感问题。虽然也作了补充,但这补充显然是在那条例面前其可操作性是不确定的,因而到了下面因地方利益就变得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成了一纸空文。能不能使女人从男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给了她们什么样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条例的瑕疵。三,姚芝瓶本身的错误。姚芝瓶没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是她最需要的,在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她都选择错了。她也因这优抚待遇而消磨了自己面对生活的勇气,实则,她失败就失败在安逸,是她为了这安逸,而放弃了一个人在被社会所承认的范围里获取正当爱的权力!所以她就象西比尔一样,她必不幸。四、所遇非人。
    这一天,老得颤巍巍的姚芝瓶拄着一根竹竿来到丈夫坟前,这是她真正的丈夫,是邹国瑞烈士的墓。她站在这显赫的墓前,怔怔地看着,充满了留恋和绝望,泪水就流了下来。她摸着那墓碑,一点点的摸着,喃喃地不知在说什么。
    ……
    突然,她“啊!”地向天撕心裂肺地尖叫了一声,那苍老悲凉的声音,象哀嚎。
    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去,拄着竹竿,踉踉跄跄地颠簸而去。
    夕阳西下,照着她那柔弱的身体,照着她那对爱始终充满着渴求的身体,渐行渐远,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永远地留在了那遥远而渐趋暗淡的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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