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握过幸福的手，
    幸福的手应该是女性的手，
    能够包容男性的手。
    我忘记了性别，
    但没忘记向幸福伸出手。
    ——墓草
    我第一次见到Shaw是本科二年级，在克劳德教授的期中考试上。
    当时，他拿着试卷进来，周围立刻响起女孩们的惊呼。
    他和我一样，也长着一张亚洲面孔，却是亚裔少有的那种长相。
    我要如何形容那种脸呢？
    大概就是走到哪儿都会成为绝对的焦点，甚至是一张足以让人忘记种族、血统、基因的脸。
    即便我是男人，也忍不住要多看他几眼。
    “各位，克劳德教授托我负责这次考试，时间两个小时，请上来拿一下试卷。”
    他说完，似乎是为了缓和考试的紧张气氛，冲台下学生们笑了笑。
    于是，女孩们的惊呼变成了狂热的喊叫。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张心理测量学的试卷，我是以怎样的心情答完的。
    一副好看的面孔，总会为他人带来愉悦的正性情绪体验，并驱使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接近意愿——无关性别。
    社会心理学称之为“面孔吸引力”。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
    他安静地坐在讲台上，低头写着些什么，时不时推一推鼻梁上的金框眼镜。
    整个考场不算安静，他也并不十分严苛。
    当交谈声有些大了，他会抬起头，举起手指放在唇边，做个“嘘”的动作——吵到他了。
    整整两个小时，没人提前离场，我是最后一个。
    “之前听克劳德教授说，他的学生考试用时都很短，两个小时基本用不完，看来这次的题目很难啊。”
    交卷子时，他同我说了以上这些话。
    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和我讲话，“可能……可能比较难吧，至少我觉得并不容易。”
    “那祝你好运。”
    他说完，把卷子折叠规整，椅子收好，转身离开。
    我追上去，问：“嘿，你是教授的助手吗？我从前好像没见过你。”
    “不，我在医学院研修，碰巧听过克劳德教授的课。”
    “医学生也要修心理学吗？”
    “我修的是法医学。”
    “法医学？！”声音忍不住提高几个度，我即刻意识到失礼，“抱歉，我只是看你年纪不大，没想到……”
    选择法医专业的人并不多，因为这需要同时具备法学和医学的知识，加之欧美法系国家大多实行验尸官制度，对法医的专业考试极其严格。
    本校的法医学就更不必说了。
    四年的工科课程，五年的医学课程，以及五年的临床病理住院医实习，通过考试后，才能进入法医局正式实习。
    他说在医学院研修，意味着前四年的工科课程已经修完，可他看起来，年纪比我还轻。
    “年纪？这跟年纪有什么关系吗？”
    冒昧地将话题拉到了年纪上，我觉得自己很无礼，再次道歉：“实在抱歉，我并不是有意探听你的私人问题，只是……”
    “用不着道歉，我不觉得你冒犯我，”他发音很标准，流利自然的美式口音实在悦耳，“下次聊，再见。”
    他礼貌地冲我道过别，匆匆离开。拐角处站着的几个女孩，已经等很久了。
    身材火辣、穿着奔放的年轻女孩，总不免引来男人轻佻的口哨。
    看到他被拦下来，我起了观戏的心思。
    多数亚裔的文化教育中，并不十分重视性教育——或者说是羞于谈论性教育。
    比起经过“性革命”洗礼的西方国，这些亚裔学生，总是怯懦的。
    我常听身边的朋友在谈起亚裔男子时，总会嘲笑他们没有一点男人的样子，“主动示爱的女人，只有傻子才会拒绝。”
    我厌烦听这些家伙讲述各自的恋爱史，似乎谁在女孩臀部盖过的章多，谁就是胜者。
    如今见到Shaw被女孩们堵住，我竟期望看到他惊慌失措的表情，或是落荒而逃的模样。
    然而事与愿违。
    他站在女孩们面前，保持礼貌的距离，露出得体的笑容——我想没有几个人能抵挡他的笑。
    这一笑，围住他的女孩们忍不住捂着嘴，手指缝隙流出的惊呼，引来周遭人围观。
    “抱歉，我有急事，能让我过去吗？”
    虽然是征求的语气，可他的身体早就绕开，从围堵中走出来，然后转头，笑道：“谢谢。”
    留下那些人傻愣愣站在原地，如同被下了蛊似的。
    他的笑容很温暖，却分明令人不敢逾越。
    我期待着能在学校某处，可以再次同他相遇。
    能进入这所常青藤学府研修的人，几乎都是学术界的佼佼后辈。
    这么说倒不是自夸，毕竟当初我考这所大学时，也历经过无数的磕磕绊绊。
    四年的本科生活，我过得很辛苦——在这里，没有一个学生是轻松的。
    当我临近毕业，准备好进入社会时，父亲一个电话过来，通知我：“我希望你能把硕士和博士的课程一并修完。”
    父亲在我眼中，向来是高大威严的代名词。
    虽然这会很吃力，可他老人家的要求，我从不敢拒绝。
    我想，或许有一天父亲也能像认同Shaw那样，认同我。
    在我本科三年级的那个暑假，父亲升任UN安全理事会委员，为了庆祝，全家去了那不勒斯度假。
    在那里，我们遇见Shaw，我向父亲引荐了他。
    在父亲升任UN前，供职于驻美外交部，那时母亲常年在家，替父亲尽孝公婆，夫妻二人能见上面的次数少得可怜。
    我的父母都是典型的东南亚人。
    直到爷爷奶奶过世，父亲才把母亲接到身边，然后有了我。
    父亲让我以公民的身份留在这个国家，享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教育。
    只是我骨子里总还有对东南亚的憧憬——那片我从未踏足过的土地。
    我的血液、我的基因，分明显示我是个亚洲人。
    这原本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可那群讨厌的白种人，总喜欢将“gook”（注：对东南亚人的蔑称）这样的词加诸在我身上。
    久而久之，我像讨厌我的国籍一样，讨厌我的基因。
    我试着健身，增肌，试着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与我的欧美同学们无限接近。
    事实证明，是有效果的。
    不过不排除那些妄图挑衅我的人，是畏惧我的肌肉，才不敢口出恶言。
    总体来说，结果是好的。
    我后来才知道，Shaw的年龄，竟比我小了整整三岁，也就是说，他进这所大学时，可能都不满十七岁。
    “他是天才吗？”
    室友雷尔夫听到我自言自语，问：“你在说谁？”
    “一个法学院的学生。”
    雷尔夫家在东部经营一所巨大的马场，去年他原本计划着邀请我去做客，马场却突然出了意外。
    驯马发性，将观光的游客踩伤，听说有好几个年轻人都在那场事故中送命。
    好在他的父母提前买了商业险，否则很难支付得起这笔赔偿金。
    做客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
    他问我：“你说的是法学院特招进来的那个人吗？”
    “特招？”
    本校自建立以来保持的招生传统，四年一个名额，不必经过考试，却严苛得很。
    即便四年一个名额，招不满也是常有的。
    他靠着椅子，称赞：“对，校委会亲自选进来的，啧啧，真了不起啊！”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这个我不清楚，我又不去法学院上课，不过隐约听说是Giga出来的，所以就……你懂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那个全球顶尖的高智商俱乐部。
    雷尔夫继续说：“听说这个家伙很奇怪，像个……怪胎。”
    好扎耳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