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华京国际会所的事件，公安部第四局成立了“三‧二九专案组”，组长由周伯英担任。
    四局玉渊潭办公大楼楼高三十二层，尚若涛的办公室在十二楼，“三‧二九专案组“也设在这里。
    几天来“三‧二九专案组”日以继夜地作业，翻看华京国际会所的监控录像，盘查大堂经理和门僮等服务员，他们说那个老外是美国大使馆的，叫乔治，来过多次，另一位则是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他们又查看了由华京国际会所到韩国医院沿路的监控录像，以及排查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另五分从韩国医院內湧出的那十九个男女(具体是十三男六女)的每一个人的去向和来历，包括那八名戴黑色礼帽的男子，他们都是韩国大使馆和韩国医院的工作人员，后来都陆续回到韩国大使馆和医院，这些人都不是要找的与美国人接头的嫌疑人。最佳的破案时间七十二小时过去了，专案组该做的都巳做了，但是一无所获，大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松懈下来，专案组组长周伯英便宣布大家回家睡觉，尚若涛才回了家。
    两天后，当尚若涛回到专案组时，又传来了新的消息：由于又发生了重大案件，周伯英带领大部分人手去查新案，“三‧二九专案组”只剩下尚若涛和一名刚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刑警甘雨，周伯英说：“这是上面的安排，我还是三‧二九专案组的组长，你和甘雨就继续查下去，有什么新进展及时向我汇报。”
    尚若涛翻看了所有的笔录，以及所有的视频记录，发现前段时间他们的调查都很彻底，沒有什么遗漏的。可为什么就沒有发现嫌疑人呢？难道他飞上天了？尚若涛觉得不可思义，也不合乎逻辑，遗漏肯定存在，只不过不知道在那而已。
    抱着这样的信念，尚若涛和甘雨再次来到华京国际会所。会所是一栋仿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式建筑，大气宏伟，地处农展馆路，是驻京外交人员相聚的地方。那位门僮名叫李锁，山西人，二十四岁，在会所已工作了两年三个月，他只知道那个老外是美国人，是其他同事跟他说的，记忆中见过他来了四、五次，有时自己进来，有时是同其他的老外一起来，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但从未见他同中国人一起来或一起喝酒聊天。除了向他们通风报信(李锁已写了检查)，那位门僮沒有其他嫌疑。尚若涛还询问了大堂经理和其他服务生，都沒有发现遗漏之处。她还再次查看了他们会面的房间和逃走的窗户，但都没有新的收获。这一趟调查花费了她们半天时间，出来时天已麻黑了。
    尚若涛还翻查了从韩国医院內湧出的那十九个男女的调查记录，除了那八名黑帽人都是韩国人之外，其他十一人都是中国公民，他们是在韩国医院任职的医护人员，他们是下班回家，在北京都有固定住所，找不出什么疑点。看来问题是出在那8名黑帽人的身上，可是调查证实他们都是韩国人，不是与美国人会面的那位，否则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会面，而不必见了公安就跑，“会面人”肯定不是外国驻京的外交人员，而是中国人，並且负有重大的阴谋，尚若涛坚信这一点；如此说来那八位黑帽韩国人就只不过是掩护的工具，而不是正主，在他们的掩护下，“会面人”得以从韩国医院逃脫，也就是说当他们从韩国医院內湧出的那一刻，八名黑帽人吸引了我方公安人员的全部注意力，“会面人”便混在人群中消失，我们上当了。
    可是其余的那十一名男女都沒有放过呵，可为什么就沒有发現“会面人”呢？尚若涛让甘雨又翻查了韩国医院门前的监控视频，连同那八名黑帽人，当时确实是湧出了十九人，一个沒多一个沒少，案情又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