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该说说中院了。从过道走经过第二个口不右转，也就是不走进老宅子所在的那条横着的道儿，就会发现左边又是一个厕所。自打我记事起，这个中院的厕所前就停着一辆平板车，一直也没动过。经历风吹雨打，车上的竹板都开裂了，链条上也满是锈迹，无力地耷拉下来，车轱辘早就瘪得不能骑了，因此，自从我第一次见到这车，它就已经废掉了。
    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右边的第三个岔口，由此便进入了中院。中院的第一家也就是正对着老宅子的一家人门前有一小块用砖头围起的长方形的花地。房子主人是两个姐妹和她们各自的女儿。姐妹俩人都是奔四张（北京话，意为快四十岁）的人，听妈妈说两个人都离了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她们在花地里种了很多的花——有些已经忘记了，不过有两种记得很清楚，一种是上粉下白的喇叭花，另一种是深红色的鸡冠花。
    那喇叭花很小，可以开得很多，上面还会结像“佳宝丹”（一种零食，圆形的小黑粒，味道酸甜）一样的黑色小圆粒，那是它们的种子。每次走过去都会摘一两粒然后拿回家用纸包起来，放在家里的某处，心想着哪天一定要把它们种在花盆里，便会开出喇叭花。直到那年年底妈妈收拾房子的时候发现，那些小圆粒已近干枯得不能再种了。
    至于鸡冠花，总是那一片花中开得最显眼的。那时学校老师让做植物标本，由于我家没有种花，于是在几次犹豫之下我还是拿起剪刀走到中院去。在小花地前我左徘徊，右徘徊，眼睛一个劲儿地往四周瞟，还假惺惺地摸摸旁边的喇叭花。在确定四周没人之后，我抬起手用剪刀剪下那朵鸡冠花，然后握到手里飞快地跑回家。那茎上光秃秃的，很整齐的伤口，别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秘密。我把那朵鸡冠花做成了标本带到学校，老师还表扬了我。后来的日子里，我没有听到那家的主人在院里破口大骂，也没有看到她们挨家挨户地调查，一切和从前一样平淡。我心里总是很愧疚，直到现在，也没有去道歉。也许她们已经忘了吧，早就已经忘记某年的某个早晨看见那个没了头的鸡冠花。
    不要以为只有第三个过道儿才是中院的范围，再往前走大概十米左右，第四个岔口也算是中院。从第四个口右拐进去，这里的过道比前几个都要窄而且深。两旁的房屋也很密集，如果有两个邻居面对面走过来，那么他们之中的一方会主动侧身避让，决不会发生冲突。
    正对着第四个岔口的是商大大和赵妈妈（北方人的叫法，关系比较好的人且比自己的父母年纪大的，男人叫“大大”，女人叫“大妈”）的小院子。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商大大有些谢顶，身体很强壮，眉毛长长的，这是长寿的象征。他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颇有气势。赵妈是个很爱笑的人，总是看见她笑呵呵地。赵妈有些微胖，卷头发，黑而浓密。两个人的性子都很直。他们的院子是让每个人都羡慕的，虽然地方不大，可是四周都种上了绿色植物。商大大很会养这些植物，总会定期给他们施肥、松土、灌些米汤什么的。
    爸爸在我们搬来之前就和商大大一家认识了，交情很深。商大大和赵妈都是河北人，当兵复员后来到北京，因此他们每次一开口我都感觉是河北话和北京话混在一起。叫我的名字时，本应是“小骏儿”，可是在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却是“肖军儿”。刚一开始还真不习惯，总有种想笑的冲动，经过一段时间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说法。
    听妈妈说我刚会走路的时候还来过商大大家。那时候我一个人在他家的院子里玩，看到地上的烟头感觉好奇，就用手把它拿起来，这时候商大大的一只大手狠狠地拍在我的手上，我“哇”地一声哭了。这事我完全没有印象了，是妈妈之后告诉我的。
    我当然明白商大大是为了我好，这种不同于父母的爱和教育在以后的日子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再往前走左边是居委会，右边是院子里最大的一间房子，它是“Ｌ”形的，几乎是老宅子的两倍大。这两间房子的侧墙夹着的过道是通往前院的必经之路，而两面墙更是孩子们的“图画板”，上面画了各种各样的画，大部分都是东倒西歪的简易小人，要不就是写了些字，还有很多用了汉语拼音。运气好的时候能在居委会里找到粉笔，实在没辙了从地上捡起石头也能凑合画两笔。这种乱涂乱画多少影响美观，因此院子里不止一次重新粉刷这两面墙，可是等墙干了我们又会把它画满。
    赵妈作为居委会主任，看到我们在作画总会上前哄散我们：“刚刷的墙，快别画了。”
    而我们就乖乖地散开，等到赵妈走了，我们又拿起粉笔，画出我们自己的天地。
    我初启记忆的七岁，我五彩缤纷的童年生活，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