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下
    要全面了解一个人，就一定不能囿于个别事件。人是复杂的，世事也是复杂的。关于刘锡鸿的部分行事，关于大清王朝的一段外交内斗，至此，已基本说完。
    意犹未尽，为了全面了解刘锡鸿其人，这里，再简单说说他的思想主张。
    据说，刘锡鸿有一枚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就此一端，多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有一种“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的志向。
    关于刘锡鸿极力谏阻中国开建铁路一事，平心而论，他的反对，并不是胡搅蛮缠，并不是信口开河。关于此事，后世多有非笑甚至是耻笑刘锡鸿者，真实了解刘的想法之后，或许，那种道听途说的笑声会小一些、会收敛一些。
    其实，关于此事，刘锡鸿的一些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在。比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使国家丧失主权。仔细想想，在当时国力衰弱，列强环伺的情况下，确实存在这种隐忧。另外，刘锡鸿还指出，修建铁路，需要大量向外国借款，一旦经济被人操控，国政就可能被人掌握，这似乎也不无道理。刘锡鸿说：
    “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
    （以前英法两国制造事端，多次在海上得逞。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敢深入内地的原因，就是因为道路不通，行程遥远，他们想要运进大炮、运进粮饷的道路被阻窒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修铁路，要自行丧失天险而引贼入室呢？）
    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印证了他这一担忧的正确。
    能够在国家大考中得中一席，能够在郭嵩焘的幕府之中被施以青眼，刘锡鸿自有他过人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们要有发现任何一个人优点的胸怀。
    其实，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值得大家学习和深思的地方。比如，关于吏治，刘锡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他痛心疾首，并提出：
    “故今日之事，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代幼主以遵成宪，毋忘综核名实之严，然后国威可以复振，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寸步将必难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
    （所以，今天的各项事务，作为政府的管理者，我们应该让社会井然有序，和谐安定。诸位辅政大臣制定法度，圣上虽然年幼，但是，大家要代圣上遵守既定的法令、规定。千万不能忘了，一定要严格考察核定计划与执行是否相符合、口说与行动是否相一致。只有这样，国威才可以重振；如果不能这样，就会使国家的纲纪日渐废弛，使得国家日后寸步难行，最终只能僵硬倒地，任人凌虐。）
    “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不关毁誉，不杂恩怨，不任素性，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
    （参照以上的做法，那么就必须奖赏与处罚标准统一；不能有所偏私；不能因为情面而受限；不能因为关心个人声誉的好坏而算计；处理事情不能掺杂个人的恩怨；不能因为个人的性情而不顾法规；爱憎有道，不能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从事；一定要有荣誉感，一刻也不能少了羞耻心；这样，才是处理大是大非的、分别善恶的正确途径。）
    关于吏治问题，刘锡鸿不断思考，他甚至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例如裁撤冗员，以礼驭吏等。
    “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省去别项差使，专核吏、兵、刑三部，议处事件，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
    （在枢机大臣中选择忠诚、清廉、刚直、正派的人，不能让他们兼别的差事，就让他们专门审核查验吏部、兵部、刑部的事项，以此，来专项治理这三部当中的徇私枉法、胡乱放纵、随意保举等缺失。）
    “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
    （是非对错，都应该在任何情况可以判别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功必赏，有错必罚，那么，大家就可以人尽其才；所有人都没有钻营投机，攀附徇情的路子，这样才能让大家有廉耻的观念。如此下去，抚育百姓、掌控军队的两大实政，才能慢慢有所改观。）
    刘锡鸿还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英国的民众，大都勤劳谨慎，他们不会懈怠而不做事；英国的商人遍布四海，这个国家的其他行业都竭力劳作，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存，物品的繁富，也可以供给出现破败时的用度。这个国家的富裕，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能这样，即使火车轮船可以行进很远，那些贩运来的货物，本国无法加工生产，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除此之外，刘锡鸿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
    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
    “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没有闲散而无所事事的官员，没有游手好闲不事劳作的民众，官民交流畅通无阻，没有残暴不仁的国政，没有虚假客套、形式泛滥的应酬琐事。）
    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刘锡鸿也打开了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
    “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
    （事理是没有穷尽的，一切，都和时势密切相关。这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病痛的时候，注重补养，使元气充足，那么，外邪会不战而退；一旦生病，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先祛除外邪，只是一味补养，那么，病痛始终是无法治愈的。）
    另外，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看法：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笞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
    （假如只是按照理藩院的法律规定，参考相关事实，进行变通之后，用圈禁取代流放，用易科罚金取代肉刑，并把这个定为专项条例，用这样的法规来治理侨居、寄居中国的外国人，似乎也未尝不可。）
    关于刘锡鸿的话题，到此，画上一个句号。
    读者可广阅相关书籍，继续全面深入了解相关事体。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