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到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绥定、巴中两道级苏维埃、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0000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师、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还在去年，1933年春，张国焘竟借故撤消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调任红江县委代理书记。至此，所有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错误领导的干部，被杀害、关押、打击、排斥殆尽。     
    红军一边同敌人浴血战斗，一边在部队“肃反”中浴血。总指挥徐向前时痛心疾首地打电话质问负责“肃反”的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
    但陈昌浩唯张国焘之命是从，根本听不进徐向前的意见，继续“奉命行事”。部队意见很大，层层抵制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红30军政委李先念在红11师就没有按照保卫局所列的名单抓人，总是说：“打完了仗再说！”保护了一些干部。
    红262团在严家铺战斗中，子弹打光了，石头也砸光了，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伤亡很大，可是敌人仍然蜂拥而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团长陈家柱不得已率部撤出了前沿阵地的一个山寨子。
    张国焘不问原由，打电话到师部，按当时红四方面军丢失阵地杀主官的规定，要枪毙团长陈家柱。军政委李先念恰好在师部，他接过电话，要求调查清楚后再做处理。经过深入调查，几经周折，李先念终于保护了一向英勇善战的陈家柱。
    王宏坤他向倪志亮要干部战士，倪志亮竟将在肃反中由被捕干部组成的400余人“劳改队”共交给了他。
    王宏坤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改组派’，对以前的事一概不问，你们都是革命的，都是好同志！大家的工作，我们将迅速安排。”所有获救的人都禁不住痛哭起来。
    革命就是这么曲折，这曲折是内部造成的。赤诚与怨枉，他们怎能不哭？而在战场上，只有坚强与信念。
    原红33军秘书长、政治部主任魏传统是知识分子干部，因副军长罗南辉保护，才没被杀头。1933年12月底，红33军99师师长王波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干部政策，被诬陷为什么四川“清风派”的领袖而有被逮捕杀害的危险。对此，罗南辉副军长了解真相，根据事实予以抵制，才使王波幸免于难。
    1933年6月，木门军事会议上，虽没有安排议项讨论是否继续肃反，但以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挨了批斗。
    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在讲话中虽肯定前一段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但承认错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人放回。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
    11月1日，徐向前在通江县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纠正“肃反”中“左”的倾向。会议决定把川陕省保卫局看管的1000多名干部放回部队充实营团领导，尽力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
    1935年3月19日，川陕省委召集7县委书记、保卫局长的联席会议及3月23日各级政治部政务科长与各县保卫局长联席会议上，彻底的检查了过去工作的缺点，尤其是肃反、征发及没收工作中的错误，一致认定过去错误的迅速转变，是今后改善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前提。作出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四大约法。
    张国焘还逮捕了对保卫党中央安全与钱壮飞一起做出过决定性贡献的胡底。过草地时，张国焘用毒药下在面内，把反对他的原红一方面军中央国家保卫局的部长胡底同志毒死。以各种罪名，借肃反之机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川陕苏区工作的党、团员干部200余人，并陆续杀害了其中的100多人。
    在“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张国焘还杀害了省委秘书戚应凤、戚应雪、马步旭；反帝拥苏大同盟秘书胡曼石、县委书记赵鲁平等200多人；诬害了陕南特委书记杨珊、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省苏维埃副主席罗海青、赤江县苏维埃主席谭永寿、南江县苏维埃主席岳冠斗、巴中县苏维埃主席刘开贤等多人；杀害了陕西省委先后派到川陕苏区联系工作的几个党员。川陕根据地在肃反中被杀掉的干部群众约20000人。这还不算之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怨杀的红军干部。张国焘一人消灭红军几万人，世上谁有他英雄？蒋介石应该抓耳弄腮不知给他什么奖赏好。
    “不是为了你﹗”曾中生的话代表了红军的赤诚丹心。红军有共同的高尚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凝聚力，高强度胶水。拖不垮，整不散。那是井冈山朱毛红军军魂的扩散。古往今来也只有红军创下了如此的凝聚力。若只是为你张国焘当兵，早就作鸟兽散了。
    国民党川军六路围剿被打破，又伤又累得无力再连续进攻，红军根据地又可以安稳一段日子了。
    然而这不过中国大地的一个局部，一个小小的局部。它不可能长久偏安一隅。时小日本国看透了大中国的腐朽，举兵侵略，以掠夺抢占大中国土地上他们渴求的丰富资源。江西共产党红军根据地被瞎指挥所败，被迫转移，正好为民族生存北上，以抗日救国，正在十二分艰难的万里长征途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搏斗。
    身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在贫瘠地区，面临生存资源的穷尽、川军将再次发力、中央红军的召唤。诸种因素所迫，1935年3月底，仅两年零四个月，红四方面军只得再次离开新创的根据地之家，强渡嘉陵江，踏上了特殊的万里征途。红军的兵工厂、被服厂等解散了。
    14岁投红的陕西镇巴县简池区少年付先辉，与三百多镇巴子弟，融入万里茫茫征途的洪流中，壮士一去不复返！
    红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前，总部开了会。会议有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元等领导在场，没张国焘。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巴山游击队，留下革命火种，原地坚持武装斗争！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由刘子才（4军12师36团1营教导员）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
    红军要西渡嘉陵江了，徐向前一行人站在江边山头上，眺望着江那边茫茫未知的征途，他最担心的是留守部队，那意味着势单力薄而负重更沉、处境更凶险。对陈昌浩、周纯全说：“巴山游击队力量太单薄了，我建议再给增加点力量，我们走了也宽心一些。”陈昌浩、周纯全二人皆同意。
    于是，4军12师36团特务连也留下了，陕南褒沔中心县委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巴山游击队，再增添20多名连级干部，发枪500多支，抽调南江、英安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组成一个独立师和一个县委。师长刘子才，县委书记吴善礼。全师共约1000人。
    旺苍坝，巴山游击队集合了，游击队将移驻南江县与南郑县之间的桃园寺，作为第一个立足点。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到场，自然是一种鼓励。
    “同志们，”陈昌浩首先讲话，“你们肩负着特殊使命，党相信你们，一定不负使命，不叛变，不投降，你们就是留在大巴山的革命火种，希望你们克服千难万险，打出个样子来……”
    徐向前讲话：“同志们，坚持，坚持，坚持到我们打回来，同志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打回来吗？”
    “相信！”游击队齐声回答，铿锵有力。
    “好，你们不但要坚持武装斗争，还要继续宣传党的思想路线，继续安抚乡亲们，我们离开是暂时的，我们最后一定会取得全中国的解放……”
    周纯全讲话：“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是高尚的，所以我们充满了豪情，充满了正义感，充满了不怕牺牲的精神，因为我们有高尚的政治信仰！
    此时此刻，我反倒没多少话说，分别了，我代表离开的大部队向你们敬礼！”
    三位高级首长举起了手，全体游击队员刷地齐举。此刻，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庄重，他们的内心升起神圣感的同时，又有种儿离娘亲的孤独感。
    接下来，三位首长与留守的千名红军游击队员一一握手，表示惜别。
    这一握，各奔东西，前途未卜；这一握，或许再见，或许是生死离别！
    啊，我的战友，我的同志，再见了，今后，你们只能独挡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