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各路军阀部队得悉刘湘主力溃败，急调整部署，撤出通江，依托通江西岸山地，北起贵民关，南至江口，向东构筑防御工事，企图阻止红军主力西进。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附近开会，决定主力向西线反攻，由陈昌浩率红33军和红4、9军各一部兵力于东线牵制敌人，徐向前、王树声率第30、4、9军主力及31军第93师迅速西转。
    28日，西线反攻开始。红军利用夜袭，从敌第3、4路军结合部的通江城南得胜山附近的冷水垭成功突破，但因敌人收缩迅速，未获重大战果。
    接着，红军从巴中至清江渡一线再次夜袭突破成功，西线敌军全线溃退。徐向前令王树声率红9军一部追击第3路；令王宏坤率红4军一部追击第4路；并亲自率红30军及红31军第93师直扑巴中，实行大纵深迂回，直插黄木垭、旺苍坝方向截断敌人退路，打歼灭战。
    此时，张国焘来电话，主张以主力从巴中以东向北迂回长池、木门。徐向前认为这是浅迂回，不能兜住敌人，只能追着敌人屁股打。他吸取了东线反攻的教训，与李先念商量后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
    李先念也说：对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于是，徐向前决定机断专行，大纵深迂回，令部队昼夜兼程，经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木垭、旺苍坝，向敌第2路军兜去。
    在王树声、王宏坤两路的打击下，第3、4路望风而逃。杨森被迫撤出通江城。罗泽州也于9月11日撤出巴中。红军不战而得两城，随即分三路追击敌人。红4军进占兰草渡，向营山方向追击杨森第4路；
    红9军追击李家钰、罗泽州第3路，直扑仪陇，在右垭口附近歼灭李家钰4个团。罗泽州于9月16日放弃仪陇，向蓬安境内溃退。红军不战而克仪陇城，继又占领阆中，将敌赶至嘉陵江西岸。
    9月13日傍晚，徐向前率部赶至九龙场。是夜，在场西头一间破屋里召开了军师级干部会议。他说：“我31军正进抵旺苍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任务是：以1个多团的兵力顺恩阳河尾追敌人；另一个任务是以30军主力火速抢占黄木垭，切断孙震部通向苍溪的退路，并全部歼灭之。现在，敌人离黄木垭仅40多里，因此要分秒必争！”
    李先念和程世才把抢占黄木垭的任务交给了年仅20岁的红88师师长熊厚发。熊厚发率263团为先头部队，268、264、267团随后跟进。14日拂晓，263团占领黄木垭。中午，副军长程世才率265赶至王官寨，268、264、267团和274团也相继赶到高台寺一带。
    不久，徐向前和李先念到达五官寨，设指挥所于寨上庙内。给敌人布下了口袋阵。午后3时许，第二路曾起戎旅和傅贵梁旅及其他部队约10余团17000余人，从长池、木门撤下来，拥挤在黄木垭至王官寨十几里路的山谷中，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
    徐向前对李先念说：“这一仗，我们是违背了张主席意图打的，一定要打好，打不好，我们是难以交账的。”
    战至15日上午，红军毙敌旅长傅贵梁、团长陶斋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电话机80余部，电台7部，子弹数十万发。红军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歼敌数量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战斗。
    黄木垭大捷后，红军乘胜追击敌人。9月22日，红30军收复苍溪县城；红4军追击敌第4路直达营山、渠县地区；
    红31军于9月17日收复南江县城后，迅速向西推进，19日收复旺苍坝，歼敌邓錫侯第1路1个师部和周世英、陈泽两旅大部7000余人，并继续追击敌人至广元城下。随后，邓錫侯亲自到广元整顿部队，向其官兵训话说：“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小通江河，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700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做什么？”
    至此，刘湘“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拼凑起来的六路围攻部队土崩瓦解。8月23日，刘湘致电蒋介石：此次围攻耗资1900万，官损5000，兵折80000，以后“难乎为继”，请免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
    随后，刘湘自成都出走重庆。途经内江椑木镇时，跑出汽车，假装投江，玩弄以退为进的花招。他的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见势不妙，在第5、6路溃败时，就仓皇窜回成都，通电辞职。各路军阀也欲借刘从云之头来打击刘湘，攻击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并串通在成都的一些乡绅等头面人物发出通电，要求诛除刘奸从云，以快人心。在成都的头面人物还以安抚会名义，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湘第3师8旅旅长刘若弼还电话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 
    至1934年9月17日，红四方面军经过11个月的反围攻作战，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取得了胜利。总计毙伤敌路司令郝跃庭以下官兵60000余人，俘敌旅长张邦本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枪30000余支，缴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重创了四川各路军阀。红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重大代价，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
    但经过反六路围攻，红军减员很大，仅剩6万余人。
    付先辉已调任红四方面军军委交通队副排长。
    11月，张国焘通知王维舟去清江渡参加军事会议，不久便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做一些参谋性质的工作，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军长职务。在张国焘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红33军被错杀干部300余名。 
    早在之前的8月1日，张国焘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罪名，逮捕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污蔑反对过他的曾中生等在小河口时“公开组织开小差”，“公开开会，在曾中生指导下，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提出其政纲，并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图其反革命组织”，是“以反对个人来掩盖其反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随后，张国焘宣布撤销曾中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下令对曾中生施以严刑拷打，强迫承认上述指控，并强令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错误。曾中生据理驳斥，拒绝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并以大量事实，陈述了他从鄂豫皖以来的主张是正确的。
    于是，曾中生被长期监禁起来。   
    曾中生，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建立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是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内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错误的斗争。
    在铁窗囚禁中，曾中生忍受着战伤和刑伤的痛苦折磨。他对同情他的看守人说：“张主席这人缺点是致命的，你错整了多少好同志，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你！否则早被你整散了，可这么怨枉，红军依然凝聚一团。”
    他帮助看守人员学文化，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坚定革命信心。同时，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历次反“围剿”和入川作战经验。凭借一盏小桐油灯，夜以继日地写成了《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名军事著作。早在红军入川之初，他就号召红军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理论，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创造新的战术。10月8日，《干部必读》发表了曾中生为红四方面军起草的《游击战争要诀》。文中特别详细地解释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以及具体运用的方法，提出了开展游击战的十六条规定。
    1934年初，张国焘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把曾中生在狱中写的洋洋三万余字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印成单行本，发给部队。张国焘承认“此书甚有价值”，并且加了批注。曾中生的这些军事著作，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对提高红军干部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以及反六路围攻的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曾中生被捕不久，张国焘又下令逮捕了原独立师政治委员刘杞，并开出了他的党籍。在曾中生被捕前夕，张国焘还以突然袭击手段，要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揭发检举曾中生等人的所谓“右派”活动，要求她交代与曾中生等人的关系，还勒令她写出《申明书》，公开承认错误。
    张琴秋没有屈服于张国焘的高压，坚持真理，事事求实地摆出事实真相，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在《我的声明书》中写道：“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过，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整，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红军内隐蔽的敌人肯定有，但若有那么多，红军早被整垮了。”
    张国焘碍于张琴秋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夫人和她在红军中的威望，未敢贸然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