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月初二开始，金军组织横渡黄河。由于船只太少，远远不够用。他们于是砍伐树木，制成若干木筏用来渡河。经过五天抢渡，到正月初六，金军骑兵已基本过河，而步兵才刚刚到达河北岸。
    斡离不下令，步兵精壮之旅迅速过河，老弱者不必过河，留在北岸的浚州城里。斡离不派人将沈琯找来，对他说：“现在南岸已无一人，你来日须去到汴京。”
    沈琯点头答应。
    过河之后，斡离不望着波浪滔滔的黄河水，对沈琯很感慨地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沈琯闻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不理解，官军为什么不利用黄河天堑来阻击金兵？为什么弃河而逃？
    宋军弃河而逃，主要责任就在于梁方平“单骑遁归”。他从浚州跨上马，马不停蹄地一路飞奔。跑回京城后，他不敢入城，害怕受到军法处置，于是便在城外收集溃退散兵，然后驻守在外城西城墙一带。
    梁方平所部骑兵溃退后，何灌率领的步兵在黄河北岸也闻风而溃。何灌觉得，单凭自己一己之力，无法守住黄河，于是一边从滑州撤退，一边收集溃散之卒，退守氾水关。
    郭药师过河后，率领先锋军迅速占领滑州。然后，紧随何灌之后，一路追击。等郭药师追至氾水关，何灌所部又不战而溃。何灌无奈，只好率领剩余兵马退还京师。
    正月初五那天，何灌回到京城，请求觐见宋钦宗，欲禀报梁方平逃跑之事。由于当时正处于纷乱之际，宋钦宗根本顾不上追查黄河失守之责任，也没时间接见何灌，只是下旨令何灌控守京城西隅。
    金军渡过氾水（故道在今河南中牟县南）后，骑兵劲旅整理好队形，击鼓而壮行，浩浩荡荡，气势震天，朝着东京城奔驰而来。沿途府县纷纷派人疾速入京，向朝廷禀报敌情。
    正月初六上午，宋钦宗从宣德楼回到延和殿不久，消息纷至沓来，“中外震动”。为应对非常之变，宋钦宗立即对朝廷领导机构作了调整：
    免去白时中太宰职务，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兼门下侍郞，张邦昌为少宰兼中书侍郎，赵野为门下侍郞，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吴敏继续担任枢密院使，李纲继续担任尚书右丞，耿南仲由签书枢密院事升迁为尚书左丞，唐恪任同知枢密院事，吴幵、莫俦权直学士院。上述这些人，构成了当时朝廷的核心决策层。
    当时，为皇上御驾亲征而准备的行营辎重，屯集在京城南边的尉氏县。李纲向宋钦宗建议道：“现在敌兵已近，陛下不宜亲征，建议将行营辎重运回城内，专心一意守卫京城。”
    宋钦宗同意，说：“辎重马上运回，撤销亲征行营使司，改任卿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统一指挥全城守御。望卿团结军兵，捍御贼马。如立到功效，并当不用常例，持加恩赏。望多出文榜，晓示军兵。”
    同时，宋钦宗还向全国诸路，派出一批身边内侍，让他们代表皇帝，督促全国诸路帅臣火速出兵，入京增援。
    李纲深知自己肩负着守卫京城重任，不敢有丝毫怠慢。他采用百步分兵之法，将外城城墙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防区，每一个防区派出一万两千余人作为正面作战部队。另外，还配有保甲、民兵、厢军等辅助队伍。
    对这四个防区，李纲各安排一名皇帝宗室成员与一名武臣，共同担任防区提举官。同时还各安排一名皇帝侍从官，负责进行督察。各个城门是防守重点，李纲皆派遣宦官担任使臣，按职务大小，“分地而守”。这样，守卫都城的组织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
    同时，李纲还下令，全城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展备战。他们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等等。凡是防守所需之器械，都做了充分准备。
    此外，李纲还迅速组建了马军与步军四万余人，将他们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并建立起统制、统领、将领、队将等组织架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与战斗力。
    李纲安排前军驻扎在通津门外，保护城内粮仓---延丰仓安全，仓库里有豆粟四十余万石。后来，各地勤王之师来京，集结于城外，多亏有这批粮食做军粮。后军驻扎在朝阳门外，控制樊家冈一带较浅的濠河，使敌军骑兵不敢接近城墙。而左、右、中军都驻扎在城中，作为战略预备队，以备缓急之用。
    东京城作为大宋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重镇。因为地处平原，周围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北宋历朝皇帝对京城防御设施都很重视。特别是宋神宗时期，筑敌楼，作瓮城，浚治壕堑，进一步加强了城防功能。
    东京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城防工事主要分布在外城，而且修筑得很坚固。外城四面城门共有二十一座，包括十六座陆门和五座水门。各水门跨河设有铁栅闸门，每到晚上，都要放闸闭门，以防敌人沿河潜入城内。
    城门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出入口，也是防守与出击的重点。每座城门口，都设置有圆形或方形的瓮城，以加强城门入口的防护。瓮城之上设有战棚，供守城士兵防御和休息之用。外城城墙每隔六七十步设有一座马面，马面突出于城墙之外，可以交叉射击，保护城墙不受敌军破坏。大约每隔二百米设有一座库房，内藏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为加强城防，在外城周围还开挖了一条名叫护龙河的壕河，有三十多米宽，濠河两岸栽有榆树与柳树，也能给攻城敌军构成障碍。
    正当全城军民积极备战之际，太学生陈东忽然又上书。他上书不是建言如何抗击金兵，也不是建议如何守卫京城。他关注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他在奏章中说：
    “臣窃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以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迤逦南渡，万一变生，实可寒心。盖东南之地，沃壤数千里，其监司、州县官率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强及市井恶少，无不附之。近除发运使宋焕，是京子蔡攸妻党。童贯昨讨方寇，市恩亦众，兼闻私养死士，自为之备。臣窃恐数贼南渡之后，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难言者。望速追数贼，悉正典刑，别选忠信可委之人，扈从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庙。……”
    陈东上述所言，虽然有些夸张，但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当时，不仅童贯率领三千胜捷军追随宋徽宗南下，高俅也带领三千禁卫军追赶宋徽宗而去。陈东的奏章，说出了一些大臣心中的担忧，也说到了宋钦宗隐隐不安的心坎上。宋钦宗阅后，在奏章上御批了两个字：“然之。”
    但是，宋钦宗心里也很清楚，眼下还顾不上处理这些内忧问题。金军即将兵临城下，当务之急是解决外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