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惯例，新皇帝即位，必须改变纪年年号，这叫做“改元”。“改元”，是帝王正式开始君临天下的一个标志。给新皇帝命名年号，历来都是一件很严肃的大事。宋钦宗将这件大事，交给宰相白时中办理。白时中又将这件大事，委托给尚书右丞宇文粹中与中书舍人朱胜非。
    白时中向宇文粹中、朱胜非交代任务时说：“刚才，御前会议上讨论了改元一事。此事由你俩负责，可撰数名，速报上来。”
    朱胜非问：“凡命名年号，须有主题，今以何意为主？”
    白时中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以和戎为主。”
    和戎就是与金人讲和。当前，朝廷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便是如何让金人立刻退兵。在白时中看来，谋求和解是首选之策。
    朱胜非说：“汉与匈奴和亲，改元景宁是也。然而，和戎却是另一回事。昔日唐德宗遭变，商议改元。李泌以为，唐家最盛莫如贞观、开元，宜各取一字以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庆历、嘉祐各取一字，可以庆祐做年号，则和戎之意亦在其中矣。”
    中书侍郎张邦昌插话说：“此论固佳，但‘庆’字有些不妥，颇类宫观匾额。”
    朱胜非反驳道：“自古以来，以庆字命名年号者甚多。”
    中书舍人席益讽刺说：“祐字也不妥，容易让人想起元祐。”
    元祐，本来只是宋哲宗赵煦使用的第一个年号，但后来成了一个很明感的政治词语。由于元佑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一派执政，因此，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元佑一词又被用来指称反对变法的旧党及其成员，这些人被时人称为“元佑党人”。而支持变法的一派，则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宋徽宗当政期间，朝廷对元祐旧党一直持否定态度。
    朱胜非对席益所言很不高兴，厉声反问道：“今外敌入侵，国势危弱如此，应当丕变政事，纯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
    宇文粹中见臣僚又要开始打嘴仗，于是便对朱胜非说：“公不必多言，但见示文字。”
    不久，宇文粹中从“日靖四方”与“永康兆民”两句中，提炼出“靖康”两个字，建议以此做年号。“日靖四方”，出自《诗经》中的《周颂、我将》；“永康兆民”，源于《尚书》中的《周书、周官》一文。经御前会议讨论，此年号获得通过。
    《周颂、我将》原诗是这样：“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大意是：我把祭奠神灵的祭品献上，有牛还有羊，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周邦。我效法文王各种典章，日夜盼着平定四方。伟大的文王英名远扬，请把祭品尽情品尝。我日夜勤劳，敬天畏命，苍天啊请保佑我大功告成。
    其实，“靖康”一词并不是宇文粹中首创，曾巩早就用过。曾巩在《襄州岳庙祈雨文》中有这样一句：“甽畮克谐于丰富，里闾皆保于靖康。”
    宇文粹中选择“靖康”作为年号，可谓用心良苦。“靖康”的含义是靖难安康，宇文粹中衷心希望这个年号，能为天下带来太平。
    然而后来，辅佐康王赵构的汪伯彦，却将“靖”字拆分为“十二月立”，“康”字不拆，“靖康”于是被他解读为“十二月立康”。康者，康王也。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拆字游戏的运作下，“靖康”竟成了康王继位的“受命之符”。
    汪伯彦对“靖康”的这种解读，恐怕是宇文粹中当初命名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靖康元年（1126）正月一日，宋钦宗一大早便御临明堂，接受百官朝贺，并下诏改元：“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可改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体朕意。”
    同时，宋钦宗还下诏求言，要求中外臣僚民庶，“实封直言”；还下诏要求，从官员中举荐文武官僚，“堪充将帅”，以抗击入侵之金军。
    此时，粘罕率领的西路军仍在围攻太原城。他们自十二月十八日围城以来，一直攻城不止，可又一直久攻不下。
    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十二月三十日占领邯郸，斡离不在此分兵：一路以郭药师为先锋，直奔浚州黄河大桥；另一路由兀术即金太祖第四子率领，前去攻打汤阴。待兀术攻克汤阴后，再与郭药师会合，一起攻打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