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一百多名太学生，集体来到皇宫南大门宣德门南街西廊上，敲击登闻鼓，要求给宋钦宗上书。
    北宋时期，朝廷设立了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直接受理民间的建议、举报、申诉等。凡有关军政建议，或申述冤枉，或贡献奇异之术等等，如不能依常规上达皇帝，可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随后便会有专人接访，接收事状。如果被拒绝，击鼓人还可报告登闻检院，由登闻检院进行处理。
    登闻鼓这套制度，在北宋是比较完善的。设置登闻鼓机构的目的，就是为朝廷联系民间或者说社会联系政府，开通一条特别渠道，“使下情得以上通”，“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献替之谋不遗于听览”。
    太学生以群体力量参与国家政治，并非始于北宋。大约在东汉时期，太学生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在士大夫圈子中，形成了一种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之为清议。太学是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以清议即舆论，影响着国家政治。在清议不能解决问题时，太学生们便伏阙上书，开展请愿活动，给朝廷施加政治压力。关键时刻，太学生们甚至能够奋身不顾，以赴国难。
    现在，在这新旧皇帝交替、金人大举入侵的非常时期，太学生又挺身而出，伏阙上书，可谓正式揭开了北宋末年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序幕。
    本次上书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太学生领袖陈东。
    陈东是镇江丹阳人，虽然还是一名太学生，但年龄已不小，已过不惑之年。他出身于“自五世以来，以儒嗣其业”的家庭，性格洒脱，气概豪迈，争强好胜，从来不肯屈居人下，也从不考虑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
    在京城知识界，陈东颇有一些名气。在蔡京、王黼主政期间，知识界人士畏惧他们专权独断，不敢公开评论朝政得失。但陈东不怕，毫不隐讳，大胆指摘，没有什么该说与不该说之分。因此，在一些社交宴会上，陈东并不是很受欢迎。有的客人一发现有陈东参加，往往便避席而去。因为，他们担心陈东发表激烈言论从而连累自己。
    陈东在奏书中强烈要求，处死“六贼”，以谢天下。所谓“六贼”，即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这六位大臣。北宋历史上很有名的“六贼”之说，就发源于此。
    陈东认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贼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诛杨国忠，则禄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无小不忍于此也。陛下忍而不诛，即恐天下共起而诛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见于禅位之初，未闻其犹豫也，可不鉴哉？”
    此时，宋钦宗继位仅仅三天。陈东在这个时候组织太学生上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君皇帝禅位，皇太子即位，这正是重振朝纲，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陈东呼吁，不但要击败胆敢入侵的金人，更要扭转大宋皇朝的腐败政局。只有不断开创崭新局面，才能赢得光辉未来。
    此时，这所谓“六贼”，都住在京城里。原宰相蔡京、王黼皆已离职，退休在家。宦官童贯仍在职，名义上仍是河北河东宣抚使。宦官粱师成摇身一变，成了宋钦宗身边的红人。以提举西城括田所、搜刮民田为公田而闻名于世的宦官李彦，仍担任大内总管。深受宋徽宗宠幸的大商人朱勔，仍担任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
    宋钦宗看了陈东的奏书，不禁喜上眉梢。对于宋钦宗来说，陈东这次上书可是帮了一个大忙。在这“六贼”中，曾叱咤风云的重臣蔡京、王黼、童贯，都与宋钦宗有私人仇怨。宋钦宗在担任太子时，蔡京王黼童贯根本就没将他放在眼里。宋钦宗是个很勤俭节约的人，对蔡京提倡的那套“丰亨豫大”治国理论他很反感，二人发生过多次冲突。王黼认为赵桓懦弱无能，执政期间，一度曾密谋废掉其太子地位，打算让赵楷担任太子，但遭到宋徽宗的反对。童贯也觉得赵桓不是理想的接班人，他曾当众说过，不行就换人。
    现在，有了“六贼”这一说法，宋钦宗正好可以借机，公事私仇一并解决。而且，宋钦宗还可借惩处“六贼”来立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对于陈东率领太学生上书事件，宋钦宗给予充分肯定，定性其为正义的爱国行为。
    一些大臣与将领也纷纷表明立场，公开表示支持陈东惩处“六贼”的建议。社会各界对此反应也很强烈，京城市民百姓更是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