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金国第三拨使者来到东京期间，十月五日，朝廷接到中山府帅臣詹度的奏报：侦察得知，金国国相粘罕与副都统余睹，在蔚州柳甸举行大阅兵，声势浩大。
    十月十八日，朝廷又接到詹度的奏报：据悉，金国选拔女真军兵一万五千人，在辽东一路选拔渤海军五千人、奚军二千人、铁离军二千人。金人将选拔出的军兵分为两军，分别驻扎在平州和云中府两处。
    十月二十一日，朝廷第三次接到詹度的奏报：发现有大量金军正向云中府等处集结，有女真正军，也有汉儿军。还发现在蔚州与飞狐县等处，也有金军在集结。金人不仅聚集军马，还收集粮草。当地百姓皆称，金人欲南下侵犯边界。
    令人遗憾的是，詹度这些重要而又及时的奏报，并没引起宋徽宗与童贯、蔡攸等大臣的高度重视。“金人谋已深露，惟朝廷晏然不恤耳。”这对于身负北方边防重任的童贯来说，不能不说是严重失职！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在这战云密布之时，十月二十四日，童贯竟然上奏，请求宋徽宗下诏废除安肃、永宁、保定等地军事设施。童贯在劄子中说：
    “河北旧沿边州军，多系景德年间升城寨为之，以张形势，控制黠虏。今燕山已抚定，旧边悉成内地。……”
    因此，童贯建议，将安肃军改为安肃县，将永宁军改为博野县，将保定军改为保定县。将莫州过去所建的沿边诸寨，除了信要军所管以东不可减省外，其余皆废除。
    在童贯看来，大宋北部边防已向北推进到燕山地区，河北全域已成为内地。过去在河北沿边修筑的大部分军事设施，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童贯的这一分析判断是否合适，其请求是否合理，宋徽宗似乎并未多想，并未深思，就予以批准。因为宋徽宗觉得，既然已将河北河东燕山防务委托给童贯经营，那么就应该放手让童贯去做。
    十月中旬，第二批金使回国时，尚书虞部员外郎陈桷担任送伴使。他送金使到达北方边境时，偶然发现，金人正在集结阅兵。回到燕京后，他将情况反映给燕山知府蔡靖，说：“金人已宣言大举，公为攘夺，无复常仪。”
    蔡靖不相信，怒曰：“安有是事？请示传言人，斩之以徇！”
    陈桷吓得再也不敢多言，随即驰马，速回京城。回京后，他闭口不提金军阅兵之事，只是恳求朝廷将自己外补。不久，他调往福建任职。
    然而，十一月初，第三批金使即贺天宁节使回国时，另一名送伴使在路上看到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人回京后，向宋徽宗禀奏道：
    “药师点集，威声甚振。乡兵在道者，皆全副披带，跃马而行。逼近大金使人辎车时，乡兵于马上，以枪直取其羊羜，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计较。又有乡兵，遇使人径自前往，大金使人为之恐悚，敛马避道。”
    这位送伴使到底姓甚名谁？《北征纪实》说：“不得其人，亦误国迎合者。”他迎合谁？迎合童贯与蔡攸也。
    因为童贯、蔡攸二人对于郭药师与常胜军，一直很看重，也很信任。他们曾多次单独或联合向宋徽宗保证说：“其人可倚。”
    现在，宋徽宗听了这位送伴使的汇报，更加相信，童贯与蔡攸所言是实。“强敌之畏我，而药师之可倚也。”
    十一月三日，朝廷又接到詹度的奏报：近来侦察又得知，金国囯相粘罕已下令云中府所辖各县，所属各乡军，每人都要将个人所用之物品，以及行军宿营之帐篷，全都送交到云中府去。另外还发现，金人在山西一带增添了许多兵马。综合来看，金人入侵在即，希望朝廷赶紧整合军马，做好应战准备。
    这时，宋徽宗才感觉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妙。为加强防范，积极备战，宋徽宗急令童贯再次出京，前往河东、河北以及燕山地区进行宣抚，进行部署。
    然而，童贯接到诏令后并没马上出发。他依然认为，此时金人不可能发动军事进攻。而且，他觉得自己已部署完毕，即使金人贸然进攻，也不要紧。燕山地区有郭药师与常胜军，河东地区有张孝纯，还有李嗣本与义胜军。
    这天，宋徽宗忽然接到太原府知府张孝纯的奏报：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见童贯，商议交割云中土地事宜。
    这个消息，让宋徽宗紧张的心情略有缓解。对此，宋徽宗“颇信之”。童贯因此更加确信，金人不可能大规模军事入侵。金人在军事上造势，只不过是吓唬宋朝罢了。
    然而，愚蠢的宋徽宗与童贯哪里知道，所谓商议交割土地，只是粘罕迷惑宋朝君臣的一个烟幕弹而已。由此可见，无论是斗智还是斗计，宋徽宗与其大臣，根本不是金太宗与其部下的对手。
    过了两天，宋徽宗见童贯还呆在京城没走，于是下诏，督促童贯：“行无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