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植献策之后，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失地又开始有所心动。他想，青唐陷入吐蕃达三百年之久，都能出兵收回；而燕云被契丹控制还不到二百年，趁契丹内乱将其收复，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燕云十六州这片汉唐故土，是怎么丢失的呢？说来话长。
    公元938年（后晋天福元年、契丹会同元年）十月，后晋太祖皇帝石敬瑭，建东京于汴州(今开封)，以原京都洛阳为西京。十一月，他信守承诺，派使臣到契丹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将中原北方十六个州的图籍呈献给“父皇帝”耶律德光。从此，北方这十六个州便脱离中原王朝，正式纳入契丹版图，变成了契丹的行政区域。
    这十六个州分别是：幽（北京）、蓟（天津蓟县）、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涿（河北涿州）、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妫（河北怀来）、儒（北京延庆）、新（河北涿鹿）、武（河北宣化）、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朔（山西朔州）、蔚（河北蔚县）、寰（山西朔州东）。
    这便是史上有名的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
    其中，幽、顺、蓟、涿、檀、瀛、莫七个州，位于太行山东南，称为“山前七州”，北部与燕山险峻地形相连，有多处天险可以据守。其他诸州在太行山西北，称为“山后九州”，那里山岭绵亘，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这是一片富饶辽阔的土地，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大约有12万平方公里，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与山西北部等广大区域。这里物产丰富，既有“桑麻枣栗之饶”，兼具“玉帛子女之富”。这里地势险峻，具有重要的国防军事意义。北方著名的关口要隘，如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雁门关等，都分布在这一带。
    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写道：“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
    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里，以步兵为主要兵种的中原军队，如果想成功抵挡住游牧民族骑兵的入侵，必须要有险峻地形作为屏障。而燕山与太行山一带，就恰好构成这样一道天然的战略安全防线。
    燕云十六州一失，中原北方大门豁然洞开，河北北部边防从此几乎无险可守。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对中原王朝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随时可以驰马纵横于千里平原之上，昼夜之间，即可饮马黄河。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石敬瑭为什么要把中原这么重要的一片土地，割让给契丹呢？这事说来也是话长。
    石敬瑭的父亲名叫臬捩鸡（汉名石绍雍），臬捩鸡善于骑马射箭，唐朝末年，他跟随沙陀头领朱邪赤心归唐，自西夷（今新疆地区）内迁到阴山一带。后来，他又积极追随朱邪赤心的儿子晋王李克用，冲锋陷阵，征伐有功，官至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刺史。据此推断，石敬瑭应该姓臬，是沙陀人。
    沙陀又名处月，是一个以朱邪为姓的突厥─回鹘民族的分支部落，游牧于新疆准葛尔盆地西南一带，因其地有大沙丘而得名。它原来是西突厥“十姓部落”以外的一个部落。
    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在中国北方崛起的又一个游牧民族。突厥汗国成立于公元552年，全盛时，其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隋朝时，著名将领兼外交家长孙晟（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岳父），用离间计，使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称雄于西域，后来被唐太宗所灭。东突厥控制蒙古高原，后来被唐高宗所灭。唐高宗末年，突厥人再度建立后突厥汗国，公元八世纪中期又被回纥所灭。
    但石敬瑭并不认为自己是沙陀人。他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他母亲姓何），他自己选择姓石。这是为什么呢？《新五代史》主编欧阳修也很困惑：“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旧五代史》主编薛居正则解释说，石敬瑭之所以选择姓石，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石奋的后裔。石奋即“万石君”，是西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汉景帝时曾位列九卿。薛居正考证说，石奋有一支后裔，因为避乱，从中原流落到了西夷，居住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石敬瑭认为，臬氏家族便是其后人。照此来看，石敬瑭并不是沙陀人，而应该是汉人。
    后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石敬塘是沙陀人。但也有学者认为石敬瑭并非沙陀人，如岑仲勉先生曾在《隋唐史》中“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据说，近年在河南发现了石氏族谱，表明石敬瑭的确是石奋之后，是石奋第三十六世孙，其四世祖由济源流入西域沙沱部。这倒是与《旧五代史》的说法基本一致。
    石敬瑭年轻时朴实稳重，沉默寡言，喜欢阅读兵书，崇拜战国名将李牧和汉代名将周亚夫。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后梁太祖皇帝朱温争雄时，石敬瑭隶属在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他冲锋陷阵，战功卓著。李嗣源是后唐第二任皇帝即后唐明宗，他对石敬瑭很器重，视之为心腹，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了他。
    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对握有兵权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很不放心。他命令二人进行对调，想借此削弱他们的势力。
    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本名王从珂。他拒不受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兵攻入京师洛阳。李从厚在百名亲骑保护下狼狈出逃，在卫州（河南汲县），遇到了姐夫石敬瑭。石敬瑭将李从厚的随从全部诛杀，把李从厚孤身一人留在驿馆里，自己扬长而去。
    李从珂从洛阳派人给李从厚送来一瓶毒酒，让其自尽。李从厚不肯喝，被人用绳子活活勒死，年仅二十一岁。
    李从珂称帝后，对石敬瑭也很不放心。石敬瑭对李从珂也有所警惕，他一方面装病称弱，一方面暗中积蓄力量，多次以防备契丹为由，要求朝廷增兵运粮。
    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五月，石敬瑭以身体羸弱为由，上书请求解除兵权，调往其他地方。实际上，他这是以此试探李从珂的态度。李从珂考虑再三，在意识到有可能招致变乱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将石敬瑭调离晋阳，担任天平节度使。
    调任诏书传达到晋阳（今山西太原），石敬瑭紧急召集下属商议对策。心腹大将刘知远（即后来的后汉高祖）说：
    “明公统军多年，众望所归，凭借晋阳的有利地势和精锐军队，一定可以成就霸业，怎么能受制于一纸诏书，而自投虎口呢？”
    石敬瑭遂决意起兵，上书指责李从珂只是先帝养子，没有资格继位，要求他立即传位于明宗四子许王。
    李从珂大怒，派出三万大军围攻晋阳。面对李从珂大兵压境，石敬瑭自感力量不足，难以抵挡，内心焦虑不安。这时，谋士桑维翰献策，建议向契丹求援。
    契丹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在公元916年创建的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后改国号为辽）。当时，据有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幅员辽阔的广大地区。契丹人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下入侵，对中原土地一直虎视眈眈。契丹当时的皇帝是辽太宗耶律德光。
    石敬瑭接受了桑维翰的建议，令桑维翰给辽太宗写信，向契丹称臣，以父子相称，以求得契丹出兵相救，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雁门关以北十六州土地作为酬谢。
    刘知远觉得石敬瑭做法有些过分，他劝说道：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但石敬瑭不听，一意孤行。
    就在石敬瑭与李从珂双方激战两个多月，相持不下的时候，辽太宗亲率五万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三千里，直抵晋阳城北虎北口。当日即与后唐军队沿汾河展开激战，杀死后唐步骑兵近万人，后唐军队败退。
    当天晚上，石敬瑭出晋阳北门，拜见辽太宗，两人握手言欢，相见恨晚。于是，三十五岁的辽太宗，册封四十五岁的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穿着辽太宗脱下的契丹皇袍，在晋阳城东南的柳林营地举行即位仪式，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
    提议向契丹求援的是桑维翰，其人“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他从小自命不凡，立志做公辅。有个成语叫“磨穿铁砚”，意思是立志不移，坚持不懈。典故就出自桑维翰下定决心，考取进士的真实事迹。
    为获得契丹出兵支持，桑维翰曾亲自前往上京，求见辽太宗。他“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欧阳修因此在《新五代史》中说：“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
    明代王夫之专门写了一篇《桑维翰论》，开篇即说：“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王夫之将桑维翰判为“万世之罪人”。
    石敬瑭作为一个可耻的“儿皇帝”，作为一个危害华夏民族的卖国贼，毫无疑问，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桑维翰作为“万世之罪人”，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晋因契丹而兴，后来又被契丹所灭。石敬瑭创建的后晋仅仅存活了十二年。可是，他割让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危害，却长达四百多年，并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政治的格局和走向。
    直到明朝初年，燕云十六州才彻底回归中原王朝。正如《辽史纪事本末》所说，燕云“实今古之大防，自晋失十六州，为中原之祸者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