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为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了《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可以想象，在最高权力机构的党中央里面，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问题何等严重。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毛泽东所说的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当然是指刘少奇，及其与刘少奇政治观点一致、听命于他的人。
    这就是直接要将刘少奇打成阶级敌人，要置他这个国家主席于死地。
    刘少奇无力反抗。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蹶不振，只能任人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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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到底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什么呢？
    历历在目的是：大规模毁坏文物古迹、文化艺术，广泛迫害知识分、艺术家、领导干部，全面愚弄、残害无辜群众。
    不计其数的艺术家、专家、学者、著名民人士和党政领导干部，被逼自杀，被迫害致死。
    学校停课，厂矿停产，交通停运，更兼传统的道德礼仪被彻底毁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人，策划在上海全面夺取市委和市政府大权。
    他们以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以造反派的名义，首先相继夺取了《文汇报》报社、《解放日报》报社的权，继而又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一月八日，上海建立了由“张、姚、王”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全面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肯定这种违法行为，是革命行动。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推波助澜，肯定和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夺权。
    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加剧了全国混乱局面。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的领导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上海夺权的完成。”
    毛泽东将“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并亲笔题词“革命委员会好”！
    从此，全国造反派纷纷效仿上海，掀起大夺权风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这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副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表示了强烈不满。老帅们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
    这次“怀仁堂碰头会”，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
    从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共和国功勋老帅。
    继而，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乘机在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导干部。
    至此，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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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春，国家主席少奇开始被公开揪斗，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羞辱。
    刘少奇手持宪法参加批斗大会，希图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自己。
    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这个宪法保护过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宪法中赋予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你这个国家主席自己向人民兑现过没有？
    刘少奇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晚了！
    宪法和国家主席都非常悲哀！
    这也是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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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影评，评影片《清宫秘史》。
    该文明目张胆，矛头直指刘少奇，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说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以后，在报刊上即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词来代替刘少奇的名字，在全国掀起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高潮。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
    四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先后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然后不顾党纪国法，随意捕人，严刑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乌云翻滚，浊浪滔天。
    陶铸，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在十一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他的排名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可谓位高权重。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上任四个多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他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
    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其原因，就是陶铸反对造反派夺党和政府的权。
    “文革”开始不久，全国社会秩序即陷入全面混乱，武斗和暴力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打砸抢歪风盛行。
    就在这时，江青发表了公开鼓吹武斗的讲话。
    “文攻武卫”的口号，首先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大讲“文攻武卫”。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九月九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的“九·五讲话”。
    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所谓“文攻武卫”组织。
    这些组织以贯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指示为借口，以“文攻武卫”为口号，大肆进行派系武斗和打砸抢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设施，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的恶性事件。
    在江青的“九·五讲话”的蛊惑下，全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作者闲话：

    都是历史事实，怎么说敏感不敏感？因为你们觉得敏感，就要求作者回避历史事实吗？这不是我们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的做派吧？遗憾！你们不敢正视历史，是文学的耻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