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我国开展的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粗略统计就有几十次。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遍神州的千家万户。这些政治运动，就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找出那些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对上级领导或上上级领导提出过批评，或说过牢骚怪话的人，将其打成阶级敌人。
    各地在运动中需要挖出打击的敌人，是有数量指标的。
    必须把设想的敌人，“变”成事实上的敌人，以印证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
    这样一来，冤、假、错、案案件。就不是在所难免，而自然而然的是遍地开花。
    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整个社会充满恐惧。
    特别是民间家庭“成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成员，包括资本家、“伪”职人员家属及子女，还包括直系亲属在台湾、香港、澳门及在海外的人，他们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被当成天生的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按当时政策，民国时期民选的农村“伪”保长以上，城镇在民国政府机关单位讨生活的“伪”科员以上，哪怕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政府军队任职的“伪”连长以上人员，一律不分青红皂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甚至连他们的子女，都被认定为是本质上就不是好人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他们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威吓下，只有老老实实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考大学上学、招工、入党、提干等所有好事，都早已将他们拒之门外。
    除非特殊关系，特殊人才，为了证明党的政策正确、美好，才有少数幸运者跻身体制内。
    连军队征兵都明文规定不收他们，他们连保卫祖国的权利都被剥夺。
    下放到农场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这些“黑五类”子女的比例更高。
    像刺配一样，“自卑”两个字，无情地烙刻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心上。低人一等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对社会不公满怀怨恨；血气方刚的年龄，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
    他们根本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甚至连冷风热嘲的话也不敢说。
    因为无中生有的横祸，随时会为他们无意中一句玩笑话，遭到他人刻意栽赃诬陷，灾难随时会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
    已经沦落到罪犯一样地步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伟大领袖会发动这样一这场斗争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将平时迫害自己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们统统打倒。
    并且以革命的名义给予“洗礼”。
    给了他们这样一次“革命”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那就起来革命，起来斗争，以神圣的“革命”名义，泄泄私愤。
    这种人不是少数。
    大圹圩农场自然与社会上其它地方一样，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环境下，下面各队几乎都出过所谓的“反革命”和“反革命小集团”。
    其实，这全是无稽之谈，是阶级斗争学说需要他们成为“反革命”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曾被打成“反革命”、“反革命小集团”的人员，和那些“阶级敌人”的后代，此时此刻都可以扬眉吐气地革命了。
    他们革命的对象，必然是曾经革过他们命的场党委书记岳中林。
    这些人和岳中林的矛盾，实质是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是非民主国家永恒的社会矛盾。
    而老场长孙家禹和党委书记岳中林的矛盾，以及“保孙派”和“保岳派”的斗争，其实是官方的派系矛盾和斗争。
    将官方内斗，说成是路线斗争或阶级斗争，是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