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课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们六安、霍山、舒城、金寨的这些去天长县大圹圩农场的男女青年，各自告别亲人，登上一辆带棚的大卡车离开六安，向合肥开去。
    现在从六安到合肥，客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当时我们坐的货车，却要走三个多小时，如果是客车，得行驶四个小时以上。
    那时六安到合肥没有高速路，也没有柏油路，更不是双行道，是弯弯曲曲连正规的公路都算不上的狭窄土路。
    车内，我们第二批奔赴大圹圩农场的三十多名男多女少的年轻人，拥挤在一起，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面忍受着颠簸之苦，一面忐忑不安地各想心思。
    虽然此去算是有了饭碗，但我们依然忐忑不安。
    因为三月份我们六安第一批到大圹圩农场的人，已经有人写信回家，将那里生活艰苦，环境恶劣的情况告知了家人。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大家都知道，到那个大圹圩农场去上班，其实就是干繁重的农活。
    大圹圩农场来招工的场部干事肖国甫，将高邮湖畔的大圹圩农场，描绘成一个理想的花花世界，说那里是“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是“洪湖水，浪打浪”。说那里是“遍地野鸭和莲藕，秋收满畈稻谷香”。
    但任他口吐莲花，嘴唇磨破，也只在六安、舒城、霍山和金寨这四个县，招到我们这一车人三十来人。
    一车年轻人背乡离井，自然是各有各的难处，归根到底，是不去大圹圩农场在家就没法活、没饭吃。所以我谎报我是十八岁和初中毕业，也无人查证审核，被轻易通过。
    我们这批人，最大的三十岁，最小的是我和我的另一个小学同学。里面有几个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其中两个小学毕业生，我是其一。
    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有个高中毕业的霍山知青打破沉默，建议大家一起唱歌。此议立刻得到响应，于是他起头唱起《青年友谊圆舞曲》。
    大家激情澎拜，一起唱起来：“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接着，大家又是“赞歌”，又是“马儿你慢些走”，又是“敖包相会”地唱起来了。那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年轻人乐此不疲，一首歌接一首歌忘情地唱。
    歌曲很有感染力，只是已经过了合肥，快一点钟了，我们还没吃饭。
    我饥饿难耐，开始大煞风景地使敲起车头。
    车没停，带队的肖国甫在驾驶室大声问：“什么事？”
    我大声说：“饿了，什么时候吃饭啊？”
    肖国甫说：“快了。”
    我这一喊饿不要紧，就像饥饿也能传染似的，车内立即没人唱歌了，个个喊饿。
    好歹到了定远县，带队的肖国甫安排我们匆匆在路边一家简易的食堂吃了顿饭，让大家上厕所方便一下，马上又催我们上车赶路。
    途径滁县、来安、四十里长山，来到天长县时，天已经黑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凑凑乎乎吃的晚饭，我们被告知，晚上不走了，今天到不了目的地，必须在天长县过夜。
    原为场里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旅社住一晚，结果带队的肖国甫要我们都在车上坐着过夜。
    一缕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我知道，前路十艰难。
    胡乱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汽车将我们送到离天长县近三十多里路的杨村镇。
    我们下了车，将行李也搬下车，都以为到了地点。
    可前来接我们的一个赶着毛驴车的老头对我们，到后家湖还要走二、三十里小路。驴车小，不能拉人，也不能多放行李，上面只能放女生的行李。
    无奈，我们都背上行李，开始步行赶路。
    路上，背着行李走路，开始还好，但渐渐体力不支，我们开始放慢速度。
    一个女生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她停下来蹲在路边，哭起来。
    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中生安慰她几句，帮她拿着一个小包，她才止住哭泣。
    这个高中生叫胡一衡，是从金寨来的。
    他实际是霍邱人，是在金寨跟他姐姐上的高中。因为在车上他喜欢和人抬杠，我们叫他老杠子。而我小学四、五、六年级也是在金寨由二姐供我上学。共同的经历，使我和老杠子有了同命相怜的感觉。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叫赵晓侠的六安高中生，人极聪明、义气。虽是男的，后来却得个外号叫赵婊子。也不知道他这外号从何而来。他和我表哥是同学，住的也很近，我和赵婊子很快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
    走了四、五个小时，中饭也没吃上，眼看已经下午，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这才来到后家湖。
    后家湖并没有湖，在一望无边的农田中，有一片整齐的树林。走进树林，才能看见有长长的三排木柱支撑、泥巴麻秸墙面、歪歪倒倒的茅草顶房屋。
    这种形似工棚的房屋，就是我们的集体宿舍。
    食堂在中间一排房屋的中间一栋，门前有一口带辘辘的大水井。最前面一排房屋旁有一个稻场，停着一部拉着圆盘耙的东方红拖拉机。
    我很快发现，这里没有球场，没有电灯，也没有欢迎我们的标语。
    整个环境和气氛，给人很破旧、很寒酸、很冷漠的感觉。
    我被安排在二班，班里有八个男生，四个女生。我住在一个两间无隔墙的男寝室里。里面住的是比我们先来的寿县知青，连我八个人。
    我在附近找到几根竹竿，拴好蚊帐。等铺好床铺，食堂已经敲钟开晚饭了。
    这口“钟”挂在食堂的廊檐下，是一个废弃的拖拉机犁铧。但人们敲它时发出的音响，却和寺庙里铜钟的声音一样，悠远而悦耳。
    饭菜按班领取，回到大寝室再分到各人碗里。
    班长告诉我，每天的饭菜，由轮流值班的人去食堂领取。半木桶米饭、一脸盆盐多油少的老白菜。饭的数量绝对不够吃，菜的味道绝对不好吃。值班的人给每人分饭、菜，不许吃饭的人自己动手。
    后来我才知道，值班领饭分饭的人，有刮饭桶和刮菜盆的特权。
    虽然是特权，因为是轮流坐庄，谁也没意见。
    粘在饭桶桶壁上的饭粒，看似不多，但刮刮也有小半碗。若是稀饭，会刮出一大碗来。因此，大家都想值班分饭。有时，值班人为讨好女生，免不了会多分给给女生一点，于是立刻就会有人抗议，时而会发生口舌。
    吃完饭，团支部准备了一个欢迎我们一行的晚会。都是业余水平的朗诵诗、快板之类的应景玩意，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但其中一个女生独唱“太阳一出照四方”，唱得很好。她的嗓子清纯高亢，演唱技巧也很好。为她伴奏那个拉二胡的寿县知青叫田本阳，琴拉的相当专业，行云流水，如泣如诉。二人一拉一唱，珠联璧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一缕清音，尽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依然能将我带入艺术的境界。我不由想到，假如我不来这里，此刻应该正站在六安京剧团的舞台旁边看戏。
    我是一个小戏迷，七八岁起，晚上经常扒在京剧团舞台台口边看戏。虽然我家很穷，但住家紧挨着京剧团，京剧团里的人都认识我，溜进剧场看戏，不用花钱买票。
    当时，六安京剧团叫新新大戏院，我们六安人都叫京剧团为大戏园子。
    京剧团有个少年班，少年班的小演员中，有好几个是我的发小和邻居。
    二零零六年，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平阳奇冤》出版后，六安京剧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老友徐云舟置酒为我相庆，席间还有庐剧团导演刘佳芝，大家谈笑风生。我曾即兴哼出一支自度散曲：曾一起撒尿和泥，曾一起饿瘪肚皮。你八、九岁唱戏，我七、八岁看戏。三花老旦，黑头青衣。“哐采哐”、惩强除霸，扬善贬恶，小天地、其乐无比。人生如戏，世事如戏，到老咱俩也不懂戏！往事悠忽半世纪，离别重逢人老去，两瓶迎驾酒，一盘花生米。谈笑间壮心虎气。说什么文章千古？说什么直书胸臆？君错也，只不过是笔墨情结，只不过是习文学艺。哈哈，仍旧是“东子”“淘气”。
    曲中“东子”是我，“淘气”是徐云舟的小名。
    当晚欢迎晚会结束后，我回到寝室，准备洗洗睡觉。
    我拿起脸盆径直来到食堂旁边的开水房，打算打点热水。走去一看，开水房的门已经关闭。
    室友告诉我，开水只在中饭时供应一个小时，晚饭时供应一个半小时，其他时间没开水和热水。
    没办法，我只好在井里打了一盆冷水，怅怅而归。
    此刻，寝室的煤油灯亦被人有意吹灭。
    我笑笑，不管别人是玩笑、恶作剧还是故意刁难我，我都懒得计较。我也未再点灯，凑乎摸黑洗脸洗脚。
    脚下的搪瓷脸盆是我母亲新给我买的，我已经观察过了，人人都只有一个瓷盆，都是先洗脸，再洗脚。入乡随俗，我照此办理。
    连续两天坐车、走路，这天夜里我睡得很美，还做了个梦。
    我梦见发工资了，我领到了三十多元钱！我打算先邮寄十元钱回家，让母亲惊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