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忘的日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刚刚十五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多名男女年轻人一起，背乡离井，从皖西六安来到皖东天长。在天长县杨村镇一个叫后家湖的地方，开始了我漫长的知青生活。
    这个日子很好记，因为两年后的五月七日，毛泽东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说的话、写的文章、诗词、批示、信件，当时叫最高指示。
    在这个最高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如果说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序曲的话，五七指示就是“文革”的冲锋号。
    五七指示在“文革”中是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厂矿工作的指导方针。为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五七干校”。
    说来好笑，按说能进“五七干校”的人，应该是最革命的那种人才对，奇怪的是，凡是到“五七干校”“学习”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
    我们看看杨绛先生著名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就能感觉到“五七干校”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
    在文革中，“五七指示”还成为中国教育的办学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长期混乱局面。
    时光如逝水，回首一瞥，今已悠悠五十年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城市知识青年，包括社会失业青年下放农村和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并非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从一九六二年就已经开始。再早点，从一九五八年知识青年支边、支内，就已经开始。
    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的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知青和社会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权者将知青下放这一政策和规模，发展到极致。而且几乎都是强迫执行，只有极少数城市青年可以幸免下放去农村的厄运。
    我在一九六四年初，参加了一次六安东大街街道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当时，街道干部在动员大会上大体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大家刚刚能吃上饭，这是幸事。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别的事情都不重要。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六安，三至五年内，一切厂矿单位都不招工。你们这些青年人，大学你们考不上，当兵你们大部分人不是政审过不了关，就是身体不够条件。你们以后指望什么吃饭？你们要是不去新疆，不去农场，那你们将来就没饭吃，就是死路一条。”
    这与报纸上的言论大不相同，但很实在。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要活，就要吃饭，就要选择一条活路。亲眼目睹过前几年大量饿死人惨象的我，深知吃不上饭的可怕。
    我必须找个饭碗，以维持我的生命。
    那首几代人喜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句唱词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我听着就觉得很可笑。我都活不下去了，还幸福？从记事起，家里的日子过得就苦不堪言，谁也没有给我安排过幸福的生活。
    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年龄不够，于是我隐瞒年龄，谎报是十八岁，终于能去了农场。
    除此，我别无选择。
    没料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安徽天长县的后家湖农场，原来是县办农场，后合并到隶属于安徽省农垦厅辖下的国营大圹圩农场。
    后家湖是分场。
    后家湖远离场部大圹圩，第二年春，我们这些在后家湖的知青，大部分人被调入大圹圩圩内总场的王台孜生产队，即二队。一九六九年大圹圩农场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不久，又改建成安徽省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王台孜生产队就改称二连，但我很快又被团部调到三连。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我才调回故乡六安地区下面的金寨县。当时，因国营农、林、牧、渔四场的工人调动，必须对口安排工作，因此，我又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在燕子河区渔潭人民公社附近，国营天堂寨林场鲍家窝分场工作。
    我在天长县大圹圩农场生活了十二年，后又在大别山的深山林场工作了三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春，被调到文化部门工作，始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父亲谱名以昇，是旧时代药店里的药剂师兼医生，旧时叫郎中，在我们家乡通称先生。
    听母亲和街坊老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豪爽，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他抽烟喝酒，喜欢下棋。因乐善好施，穷苦人找他看病、他给人开药方不收钱，甚至别人向他求要一点草药，他也不收费。于是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正求”，意为求得正确，没有求错人的意思。因我家姓甄，故父亲又有“真正求”的雅号。
    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在一九五四年，我七岁那年，父亲病故。
    我家的经济境况本来就不富裕，这样一来，雪上加霜，日子更显困难窘迫。
    我姐弟四人，弟弟小我四岁，大姐大我十五岁，早已经成家，二姐大我五岁，我，我弟弟，自幼就全赖母亲给人当保姆、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
    当时缺衣少食，可我的饭量却奇大，记忆中从未吃过饱饭。
    母亲的劳动收入，无法养活三个人的生活，何况我和我弟弟还要花钱上学念书，于是在金寨县参加工作不久的二姐，就叫我来到她身边生活，将我安排在县城梅山第二小学念书。
    我在一九六三年初小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六安，尚未成人便放弃读书，在社会上打短工、砍柴禾，以补贴家中生活。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是我最大的意愿。
    一九六四年恰逢大圹圩农场第二次来六安招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隐瞒年龄前往报名，并被通过。报名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三天后就要离家。
    我将事情告诉母亲，母亲愣了半天，方说：“去吧，我给你准备行李。记住，你在外面不要闯祸。”
    我问：“可是，别人要是打我，我怎么办？不还手随便让别人打吗？”
    母亲嗔怪说：“在家不打人，出外无人打。平白无故，别人怎么可能打你？”
    我觉得也是。
    当晚，弟弟已经入睡，五十多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带着老花镜为我赶制衣衫。望着面前母亲坚毅而凄苦的面容，此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
    我心里一热，眼泪差点落下。
    但我忍住了。
    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知道，我要是表现出软弱、伤怀，会让亲更加伤心与不安。甚至，她会当机立断阻止我的这次离家远行。
    第二天一早，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母亲送我来到集合的地点小东门。一辆带棚大货车停在眼前，四周都是其他同行的知青和他们前来送行的亲友。
    这一车三十多青年男女，来自六安、霍山、金寨和舒城。
    我大表姐闻讯，匆匆赶来。她含泪给了我五元钱和一条新毛巾，埋怨我母亲心太狠。她对我母亲说：“大姑，我大姐要是知道这事，她一定要和你吵架。”
    母亲笑笑，说：“吵就吵，小鸟不飞，翅膀就不会硬。”
    我二姐当时师专毕业后分配在金寨县黄梅剧团当文化教员，后调在新华书店工作，她不知道这件事。但同在六安的大姐要是知道我要到千里之外的农场工作，她决计不会让我远离家门。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瞒着一向疼爱我的大姐才能成行。
    一床薄被，一顶蚊帐，还有我二姐给我的两本字典，几叠稿纸，一捆书籍，怀里藏着我母亲给我的五元钱和大表姐给我的五元钱，还有我自己积攒的两元钱，一共十二元钱，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好奇，带着一种隐隐对人生冒险的不安，我离开了故乡六安，离开了我贫寒而温暖的家，离开了我的母亲、姐弟和其他亲人，离开了和我要好的小伙伴们，开始了我人生独立的生活。
    此一去，我不知何年何月再得以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