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珠江（下）
    救援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从河里拉起一个又一个落水者。其中有很多已经没有了呼吸，有少数经抢救后捡回一命，更多的却是永远闭上了眼睛。
    萧建国和其他幸存者都被就近安排在当地一所学校等待下一步的援助，并发放了饼干、棉被等。而遇难者也被安放在学校的操场上，萧建国呆呆地望着地上那一排排的尸体，彻夜未眠，始终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与他的沉默不同，周围哭声震天。很多乘客是一家大小同去游玩的，如今，顷刻之间阴阳相隔。
    萧建国旁边有一个老伯，儿子、儿媳、两个孙子都在事故中遇难，老伯反复说着一句话：如果不是在广州还有一个儿子，我就跳下去跟着他们走了……
    回厂后，萧建国得知，广州第七橡胶厂死亡人数达108人（其中职工75人，家属33人）。遇难者包括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厂长）、工会领导、政工科长到各部门、各车间各工种员工，（全厂职工）平均不到三人就死亡一人。其中不乏参加过援越抗美的海军复员军人，他们有些人刚刚参加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民兵活动，从沙贝电厂游至石门，全程达六千多米，潇洒自如。想不到这些曾在北部湾与美国飞机浴血奋战的“浪里白条”，竟阴沟翻船，被屈死在船舱！而很多根本不懂水性的乘客，跳进水里，只要不游错方向，划几步就到了浅水区，捡回一命。
    当时，厂工艺科一位女工程师，带了三个女儿去，不幸全部遇难，大女儿才18岁，当时她的丈夫出差在北京市，单位打急电让他回来，在机场径直用小轿车送到招待所，两天后才敢把真相告诉他。
    第二天下午，在部队增援的情况下，萧建国随第一批获救者乘珠江内河运输公司派出的另一艘救援船回到广州。原安排在沿江路天字码头上岸，后因为前往探视的群众太多，为安全起见，又临时改在部队的海军码头上岸，随即被送往当时市内最高级的广州宾馆安顿下来，每个人发一套当时很流行的湖蓝色的确良衬衫和一块高级香皂，让幸存者先洗个热水澡，换下被柴油染得黑乎乎的衣服，并在宾馆好好休息一天后，才回家与亲人团聚。另一批伤员则安排在江门医院救治。
    由于当时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以及出于稳定考虑，广州市第七橡胶厂内惟一的电话在事故发生后，只能对上级部门而不对家属开放，许多家属找人找到厂里没人接，问又问不到详细情况，市区内一时流言四起，四下传说着死了多少多少人。萧建国记得，当时厂里有三个青工，分别叫洗志伟、邓志伟和刘志伟，出事后，邓志伟的母亲哭着在厂里等消息，一会传来信说儿子在江门医院救治，老太太马上破涕为笑，说要急着煲汤去探望儿子；随后又有消息传来说遇难了要准备认尸，老人又大哭起来……老人三次大哭三次笑，让旁边陪着照料的萧建国等人心里涩涩的，实在不是滋味。
    在善后处理上，这次海难死难者的赔偿标准是：买全票的赔偿1500元；买半票的赔偿750元；婴幼儿无票的赔偿350元。当时国有企业一个中级工每月的工资是约51元；一部进口摩托车的价格是约700元（侨汇券）。
    为了安置死者家属，当时省领导特批，允许遇难职工岗位可以由家属顶替，省人事部门又给予“特事特办”，进一步放宽进入国企的条件：一是允许遇难职工的非直系亲属也可以顶替，二是允许顶替的亲属的年龄限制降到满16周岁即可。这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年代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在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上，当时的司法机关对广东“8•4海事”肇事者钢质客轮（红星245号）的驾驶员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这是犯交通肇事过失罪的最高刑期。
    船队、珠江内河运输公司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分。
    此次后，航运交通部门将所有水泥船壳（即水泥钢筋网船壳船，据悉这是早年为节省钢材而设计的一种内河客轮，被撞的红星240号就是这一款)的客轮退役，将所有封死弦窗的钢管拆除，全行业进行安全检查、整顿。
    时光如梭，那场大海难留在人们记忆里的痛已渐次远离，一天天变得遥不可及。但自那以后，萧建国称，其后的20多年里，他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习惯性观察四周环境，寻找万一发生险情时逃生的可能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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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海难发生时，萧建国才23岁，如今，坐在我们面前讲述这件事的萧老伯已经白发苍苍，他常常为这件事被世人淡忘而倍感唏嘘，无论是告慰在天的死者，还是警示后人提高安全意识，这次灾难都不应该随他们这一代的离去而掩埋。
    今年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周年，其3D版在广州热播，当我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着这一场惊天大海难的屏幕再现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另一幕同样惨绝人寰的画面。如果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除了驾驶员判断失误的原因外，更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那么37年前发生在珠江口的这一场海难，又何尝不是？
    萧老伯最后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在水下开个工厂都够了，什么部门什么工种的人都齐全。”
    当时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
    【本文为真实事件之记录，其中涉及人名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