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之后宫评论  十一 中国女皇武则天(十一)   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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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昭仪后,武媚对王皇后的态度开始了迅速变化。当初她能够甜言蜜语卑躬屈膝地侍奉皇后,但现在她却再不愿这样做了。
    武昭仪是肯定想往上爬的,不止是她,后宫中不想当皇后的女人恐怕还没有,只是恐怕谁也没有她的欲望那么强烈。这不光有遗传自武士彟追求富贵利禄的欲望,还有一种骑虎难下势在必行的局面所迫。
    在经历了两朝后宫诡谲之后,她已经深刻地明白了皇帝的宠爱是多么的不可靠,只有依靠宠爱爬上高位营造身份,才能相对长久地保住生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更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有不合适的经历,又有如许多儿女,没有亲儿子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不可能不将她视为劲敌,萧淑妃也不会谅解她。——事实上,自从她生下儿女,晋位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已经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只不过此时高宗正把武昭仪看成心头肉,因此“皆不纳”罢了。一但宠衰,皇帝纳了这谗毁,或一但皇帝先死,这个身世有问题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将会在新帝与太后的手下过怎样的日子?毫无疑问,假如武昭仪不继续往上爬,不继续清扫一切障碍,总有一日她会落得很悲惨的境地。——在这方面,武昭仪有充分的理由:就在她晋封昭仪专宠后宫的前后,大唐王朝发生了高阳公主谋反事件,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为了一己私人恩怨,就将太宗的庶出之子吴王李恪以及李唐皇室的宗王等人诬杀、流放了。
    然而问题在于,武昭仪虽然想当皇后想得发疯,却找不出王皇后什么错漏来。王皇后是士家大族的女子,没有犯什么过错,又是太宗亲口认可过的“佳妇”,养子成了太子,又有一大堆的士族宰相重臣支持。虽然高宗对王皇后没有什么感情,对支持她的老臣们又多少有些忌惮,但他也不认为这个妻子有什么必废不可的理由。
    按照一般常理,王皇后已经正位中宫,舅父为相,养子又立为储君,以这种状况,她虽然孤寂,却也完全能以一个高级摆设的状态平平安安地度过皇后生涯,荣升太后的。王皇后和她的家族显然也有这份共识和信心。皇后职责所应做的每一件事,王皇后都合乎礼节地做齐了,即使对武昭仪有所不满也都未见公开表示,即使曾在高宗面前对武昭仪略有微词,但应有的礼节她一样也不疏漏,因此无论武昭仪想尽办法,收买多少近侍宫人,也找不到什么能威胁得了皇后地位的毛病、不能使高宗下定废后的决心。
    然而王皇后太不幸,她的家人除了与生俱来的“世族”血统之外,根本毫无长技,她的母亲柳氏和舅舅柳奭,可以算是她最直接的助力,可惜柳奭虽然身份高,却一直没能力掌握什么实权,偏偏又和他的宝贝姐姐一样以嫡后亲眷自许,每次入宫见妃嫔宫人乃至皇帝左右侍丛,都甚为傲慢,反倒替王皇后得罪了不少宫中人物——老大,凌驾于妃嫔女官之上的毕竟只是那个年青女人,你们俩有什么资格对那些女人内官倨傲?——除此之外,王皇后还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挑战者。做为一个曾经历过一无所有、人生渺茫日子的女人,再没有什么“困难”会放在武昭仪的眼里——同理,她既然已经将自己的性命都敢于拿来冒险押注,发起狠来别人的性命就更不成问题。更何况这时的局势在武昭仪看来,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既然情报收集显示皇后的品行无缝可入,没有可供中伤的内容,那么就给她制造出内容来,而且还要是一击即中的内容。
    于是,被史家形容为“振喉绝襁褓之儿”的安定公主事件就发生了。
    武昭仪的长子李弘,大约是在永徽三年冬天出生的,大约在永徽四年底、五年初,武昭仪生下了她的女儿,随即封昭仪。后宫中多了一个新生儿,做为“嫡母”,王皇后势不免要时常来看望看望。这个出身士族,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年青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历代后宫中最大的危险:“夺嫡之谋”已经借机逼近了她。
    《新唐书》后妃列传中对整个事件有如下描述:“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也就是说,当王皇后又一次来看望小公主并逗弄这个小婴儿之后,武昭仪偷偷地向自己的新生儿下了杀手。当高宗兴高采烈地来探望女儿之时,却看到了女儿无声无息的小小尸体。这样天上地下对比强烈的刺激对于优柔寡断的高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他亲自调查原因时,却听到了众口一词的“后适来。”可以想象,即使查无实证不能入罪,但王皇后就算满身长嘴也无法再为自己洗清了。高宗对王皇后本来就没有多少夫妻之情,如今又被爱女之死和宠妃之泪刺激得眼睛发红,当即大喊:“后杀吾女!”一口入了王皇后的杀女之罪。
    从此,李治对王皇后十几年的夫妻情份宣告恩断义绝。然而,那年头婴儿的夭折率本来就很高,况且太子养母何苦去杀一个断无继承权可言的嫔妃之女?因此尽管高宗已经认定王皇后杀女,却也无法说服朝臣,达到废后的目的。然而这桩没来由的死婴案毕竟关连到宫闱秘事,又牵连了公主之死,就象高宗无法说服朝臣一样,朝臣也改变不了高宗对王皇后及其家族的厌恶,必须有牺牲品为这件事承担后果。于是皇后的舅父柳奭成了替罪羔羊。柳奭是头年冬天当上中书令的,如今才半年功夫,座垫还没捂热,他就不得不主动请求辞职了。高宗当然立即批准辞呈,柳奭贬任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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