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漾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腰伤，也不是因为吵闹，就是睡不着。脑子里像是有台坏掉的放映机，一帧一帧地闪着过去两年的画面。他在门房里记账的样子，他在病床上咳血的样子，他坐在走廊里编那个丑陋铁丝鸟笼的样子，还有他穿着那件深蓝色衬衫、站在镜子前整理袖口的样子。
    每一个画面都很清晰，清晰到让我心口发闷。
    翻身的时候，床板嘎吱响了一声。
    黑暗里，陈漾的声音传了过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还没睡？”
    “嗯。”我应了一声，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油烟熏黄的印子。
    “我也睡不着。”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窸窸窣窣地摸到打火机，点了一支烟。
    橘黄色的火光在黑暗里亮起，映着他消瘦的脸。烟雾缭绕上去，被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吹散。
    “梁昭。”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说。”
    “我明天走，你自己……记得按时吃饭。”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词句，“还有，腰要是再疼，别硬扛，去诊所看看。别舍不得那几十块钱挂号费。”
    我闭着眼，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这些话，要是以前那个脾气又臭又硬的陈漾来说，我肯定早就骂回去了。但现在，从这些话里，我听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细碎的温柔。
    这种温柔，比拳头更伤人。
    “知道了。”我背对着他，闷声说，“管好你自己吧。”
    他又笑了，笑声很轻，在烟雾里散开。
    “也是。”
    那支烟很快抽完了。他又躺了回去，屋子里重新陷入黑暗和寂静。
    我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那声音不再是那种带着杂音的嘶鸣，而是干净的、均匀的。这说明他的肺真的好了很多，好到可以去应付那十几个小时的硬座车厢。
    我忽然翻了个身，面对着他。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我看见他睁着眼，正盯着天花板。
    “陈漾。”我叫他。
    “嗯。”
    “你到了那边，打个电话回来。”
    “行。”
    “别一去就没影了。”
    “不会。”他转过头看我，眼神在黑暗里亮晶晶的，“办完事，我就回来。”
    我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忽然就松了一下。
    他说“回来”。
    不是“去”，而是“回来”。
    这意味着，这个地下室，这张破床，还有我，成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成了那个叫“家”的地方的坐标系原点。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情绪，从心底最深处冒出来。不是欣慰，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深沉、更黏稠、更让人无措的东西。
    像是被温水泡开的胶水，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黏在了一起。
    第二天去火车站，我们没打车，坐的公交。
    他只带了一个背包，就是当初从疗养院拎回来的那个，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那个铁皮盒子，还有那台旧笔记本电脑。
    车上人不多，我们并排坐着。车窗外的风景飞快倒退，田野、村庄、高压电线塔，像幻灯片一样闪过。
    他一路没怎么说话，只是看着窗外。有时候看到熟悉的庄稼，会低声说一句：“这玉米长得不错。”或者“今年雨水足，大豆应该能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