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宿舍里，室友们都在讨论考研，讨论找工作，讨论哪个导师比较黑，哪家公司给的钱多。他们穿着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谈论着我不懂的话题。
    我像个闯入者，格格不入。
    我把行李往床上一扔，也没心思整理。我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看着屏幕发呆。
    屏幕上是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题目是《当代青年社会流动中的困境研究》。我盯着那个“困境”两个字，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研究个屁的困境。
    我连陈漾的困境都解决不了。
    我摸出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号码。拨过去，关机。
    再拨，还是关机。
    我坐在那儿，一直到深夜。室友们都睡了，我还在那儿坐着。窗外的月光洒进来，冷冷清清。
    第二天，我去食堂吃饭。排队的时候，听见前面两个女生在聊天。
    “听说咸水镇那边出事了。有个矿塌了，死了几个人。”
    我手里的餐盘差点掉在地上。
    “真的假的？”
    “网上都传开了。说是非法开采，政府正在查。”
    咸水镇。陈漾。
    我冲回宿舍，打开电脑，疯狂地搜新闻。
    果然。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藏在网页的最底端。
    《我市咸水镇查处一起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件，涉事人员已被控制》
    下面配着几张模糊的照片。挖掘机，警车，还有那个我无比熟悉的煤场大门。
    光头被抓了。煤场封了。
    那陈漾呢？
    我心脏狂跳，手指颤抖着，拨通了那个号码。
    通了。
    “喂？”那头传来陈漾的声音，很虚弱，还带着电流杂音。
    “陈漾！你没事吧？煤场塌了，我看到新闻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我没事。”他声音很平静，“我没在煤场。那天我去镇上买药，躲过去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
    “那你现在在哪？”
    “还在镇上。”他说，“煤场封了，老板进去了。我们也散了。”
    “那你住哪儿？”
    “没地方住。”他顿了顿，“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晚。明天一早，走。”
    “走去哪？”
    “不知道。”他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你等等我。”我说，“我这就过去。”
    “别来。”他立刻拒绝，语气很硬，“梁昭，你回你的学校，过你的日子。别再来掺和我的事了。”
    “陈漾……”
    “真的。”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哀求，“算我求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我谁也不想连累，谁也不想欠。”
    电话挂断了。
    忙音嘟嘟地响着。
    我握着手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知道，他又开始了。那种想要把所有联系都切断，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本能。
    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
    我请了假。买了最早一班去咸水镇的长途车票。
    到了咸水镇，天刚蒙蒙亮。
    镇上很乱。警车停在街口，拉着警戒线。人们窃窃私语，脸上带着惊恐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