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排骨汤下肚，陈漾烧得更厉害了。
    身体像是被架在火上烤，皮肤烫得吓人，可人却在发抖，牙齿磕得咯咯响。那床原本就薄得透光的被子被他踢到脚下，他蜷缩着，背脊弓得像一只煮熟的虾米，肩胛骨高高耸起，几乎要刺破那层发黄的旧汗衫。
    李娟中午过来的时候，一看这情形，脸都白了。她没说话，把药箱往地上一扔，冲过来摸他的脉，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
    “送县医院。”她只说了四个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板上。
    “现在？”我猛地站起来。
    “现在。”她已经开始收拾东西，把必须要带的药塞进包里，“这已经不是感染的问题了，很可能是败血症的前兆。再拖下去，神仙也救不了。”
    我看着床上那个已经失去意识的人。他嘴唇干裂，起了血泡，呼吸急促得像破风箱。送医院，意味着钱。一大笔钱。那碗排骨汤花掉的钱，只是个零头。
    “钱……”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李娟停下动作，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红血丝，也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先救人。钱的事，我想办法。”
    她背起药箱，我抱起陈漾。
    他轻得可怕。那具曾经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身躯，现在轻得像一捆干柴。我抱着他下楼，每一步都踩得楼梯咚咚响。李娟在前面开路，跟老板喊了一声“房钱下次补”，老板缩在柜台后面，没敢吱声。
    镇上的“救护车”其实就是一辆改装的面包车。司机是个爱嚼槟榔的小年轻，看见我们把人往里抬，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这病传染不？”他摇下半扇车窗，探出头问。
    “不传染。”李娟拉开车门，“快开车。”
    车子发动了。引擎轰鸣，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烟草味和霉味。陈漾躺在座椅上，头枕着我的腿。车子颠簸，他的身体随着惯性晃动，每一次晃动，都会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那声音从胸腔深处传出来，空洞，破碎，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撕裂。
    李娟坐在副驾驶，不停地在打电话。她打给县医院的熟人，打给以前的同学，声音压得很低，语速极快。我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听出她在求人。
    我低头看着陈漾。他眼睛半睁着，眼球上布满血丝，却没有任何焦距。他好像在看我，又好像透过我看向某个更远的地方。
    “梁昭。”他忽然喊我。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
    “我在。”我握住他的手。那手滚烫，还在抖。
    “别救了。”他说。
    我手一紧。
    “别救了。”他重复了一遍，眼神里是一种死灰般的平静，“把钱留给你。别浪费在我身上。我是要死的人。”
    “闭嘴。”我嗓子发紧。
    “真的。”他甚至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但只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我爸也是这么死的。没钱治，在家硬扛。最后几天，浑身烂得发臭。我不想那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深的厌倦。仿佛死亡对他来说，不是终结，而是一种早就预约好的归宿。
    “你**再说一遍试试？”我凑近他，咬着牙，“你妈拿五千块钱把你换回来，不是让你在这儿说风凉话的！你爸死得窝囊，你也要死得窝囊吗？”
    他看着我，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
    “我累了。”他说，“梁昭，我真的累了。”
    车子猛地一个刹车，惯性把我们往前甩。李娟回头喊了一句：“到了，准备下车。”
    县医院比镇卫生所大不了多少，但人多，嘈杂，走廊里充斥着消毒水和尿骚味混合的怪味。
    急诊科的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戴着金丝眼镜，表情冷漠。她简单看了一下陈漾的情况，立刻开了单子。
    “重症肺炎，脓胸，疑似血行感染。先去缴费，然后做CT，抽血，办理入院。”
    李娟拿着单子，看了一眼费用，脸色变了变。她把单子递给我，拉着那个女医生走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女医生看了我这边一眼，点了点头。
    “先去检查吧。”李娟回来，声音有些疲惫，“床位紧张，暂时住在走廊加床。”
    走廊里加满了床。每个床边都围满了家属，吵吵嚷嚷。我们把陈漾安置在最靠里的一个位置，头顶正对着厕所，一股难闻的气味不断飘过来。
    护士来扎针。陈漾的手背上全是青紫色的淤痕，很难找血管。护士扎了两次都没进去，疼得他身体抽搐，但他没吭声。
    “这血管太脆了。”护士抱怨了一句，终于在第三次扎了进去。
    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流。那是昂贵的抗生素，每一滴都在烧钱。
    李娟去办手续了。我坐在床边的塑料凳上，看着陈漾。他闭着眼，氧气面罩罩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紧闭的眼睛。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心率120，血氧饱和度92%。
    我摸了摸口袋，那里面还剩几百块钱，是李娟刚才垫付了一部分后剩下的。
    下午的时候，陈漾醒了一次。他看着头顶那盏昏暗的灯，看了很久。
    “梁昭。”他喊我。
    “嗯。”
    “这儿真吵。”
    “嗯。”
    “比矿上吵。”
    “嗯。”
    他不再说话了。他似乎适应了这种嘈杂，或者说，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在意这些了。
    傍晚，李娟来了。她带来了晚饭，还有一袋换洗的衣服。她看起来也很累，眼圈发黑。
    “医生说，情况暂时稳住了。”她把饭盒打开，递给我，“但还得观察。这几天的药是最贵的。”
    我接过饭盒，没胃口。“多少钱？”
    “别管了。”她摆摆手，“我找同学借了点。你先吃点东西。”
    我看着她。这个陌生的女人，因为多年前父亲受过陈漾父亲的恩惠，现在把所有的精力和人情都搭了进来。
    “李娟，”我说，“谢谢你。”
    “谢什么。”她苦笑一下，“这世道，谁还没个难处。我只希望他能挺过来。他太像他爸了，那股子倔劲儿，一模一样。”
    她坐在床边的床沿上，看着陈漾。“小时候，我爸出事，腿断了，矿上不给赔。是你爸带着大伙儿去闹，堵了矿长的门，才要回医药费。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要是能帮上陈叔叔一点忙，就好了。没想到，帮上的是他儿子。”
    她说着，眼圈红了。
    陈漾忽然动了动。他睁开眼，看向李娟。
    “李娟阿姨。”他喊了一声。
    李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笑着应道：“哎，孩子，阿姨在这儿。”
    “钱……我会还的。”
    “不用你还。”李娟握住他的手，轻轻拍着，“你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你爸要是知道你这样，该多心疼。”
    陈漾没再说话。他转过头，看着墙壁。氧气面罩上起了一层白雾，随着他的呼吸，时浓时淡。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里守了一夜。
    走廊里的灯彻夜不熄，惨白的光线照在每一个病人的脸上，照出死亡的阴影。隔壁的床是个老头，半夜开始吐血，家属哭天抢地，医生和护士冲进去抢救，一阵兵荒马乱。
    陈漾被吵醒了。他没说话，只是睁着眼，听着那边的动静。
    “怕吗？”我问他。
    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心脏位置，“跳得好快。”
    “那是药在起作用。”
    “不是药。”他声音很轻，“是债。”
    我没听懂。
    “我欠我爸一条命。欠我妈五千块钱。欠李娟阿姨一个人情。欠你……”他顿了顿，“欠你更多。”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惨白的灯光下，亮得有些诡异。
    “梁昭，如果我死了，你帮我把这些债，一笔一笔还清，好吗？”
    “闭嘴。”我打断他，“你不会死。”
    “如果呢？”他追问，像个执拗的孩子。
    我看着他，看着这张苍白的、年轻的、即将被生活榨干最后一滴血的脸。
    “没有如果。”我说，“你必须活着。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让你爸，让你妈，让所有对你好的人，觉得这钱花得值。”
    他怔怔地看着我，眼神里的光闪烁不定。
    过了一会儿，他闭上眼，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迅速消失在枕头里。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李娟拿着片子，脸色凝重地来找我。
    “不太好。”她把片子对着窗户光给我看，“这边的病灶扩散了，而且有空洞形成。最麻烦的是，这个脓腔，药物很难渗透进去。可能……需要做手术。”
    “手术？”
    “引流。把脓放出来。风险很大，而且很疼。”
    “做。”我几乎没有犹豫。
    “梁昭，这手术加上后续的治疗，保守估计还要两万。这还不算后期的抗结核药。我们现在连两千都拿不出来了。”
    两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去想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
    “借。”我看着她，“回镇上，找光头，找老板，找所有认识的人。能借多少是多少。”
    李娟沉默了。她知道这不可能。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谁会借给一个快要病死的外乡人两万块钱？
    “我去跟医院商量，看看能不能先做手术，分期付款。”她叹了口气，“你在这儿守着，我去办手续。”
    她走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陈漾。他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时不时抽搐一下。
    我看着他那个破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那个小本子。
    我拿出来，翻开。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
    •过路费30
    •挂面5
    •药120
    •煤场工钱150
    •三叔处讨回327。5
    •排骨汤85
    •医院押金2000（李娟垫）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用红笔写了一行字：
    “总计欠款：李娟5200，梁昭1800。未还。”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颤抖起来。
    这个**。
    他都快死了，还在算这笔账。
    我合上本子，塞回包里。
    我走出医院，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忙着赚钱，忙着生活。
    而我，像个无头苍蝇，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拿出手机，翻通讯录。里面的人名寥寥无几。我一个个打过去。
    “喂，大伟吗？我梁昭。借我点钱，急用。我哥病了……什么？你手头也紧？哦，没事，我再问问别人。”
    “喂，二舅吗？是我，小昭。那个……能不能借我两万块钱？我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出国了？哦，好，再见。”
    “喂，老张……”
    电话一个个打出去，希望一次次熄灭。
    没有人愿意借。或者说，没有人敢借。
    傍晚，我回到医院。
    陈漾醒了。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没借到？”他问。
    我摇摇头。
    “我知道。”他笑了笑，那笑容虚弱得仿佛随时会散掉，“这世上，谁也不欠谁的。除了亲人。”
    他看着天花板，眼神飘向远方。
    “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她说，陈漾，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亲戚，最值钱的也是亲戚。因为只有在你快死的时候，还会想着你的，只有亲戚。”
    他转过头，看着我。
    “梁昭，你走吧。”
    “你说什么？”
    “你走吧。”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坚定，“回学校，回你的生活里去。别在这儿耗着了。这债，我还不起了。你也别替我还。”
    “陈漾……”
    “算我求你。”他声音哽咽了，“别让我死得像个乞丐一样，连累你。”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宁愿死也要保全最后一点尊严的男人。
    我忽然觉得很累。前所未有的累。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
    那声音，像是在倒数着什么。
    倒数着他的生命，也倒数着我们之间，那根摇摇欲坠的弦。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天色渐暗，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
    我转过身，看着他。
    “好。”我说，“我走。”
    他闭上了眼，像是卸下了一副重担。
    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一个洗漱包。
    我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
    “陈漾。”我喊他。
    他没睁眼。
    “我会回来的。”我说，“带着钱回来。”
    他没动。
    我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灯光依旧惨白。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我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燃。
    烟雾缭绕里，我想起了黑河，想起了咸水河，想起了那个破煤场，想起了这一个月来所有的奔波和绝望。
    我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话：“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墙上。
    然后，我转身，重新往病房走去。
    推开门，他还是那个姿势，躺着，看着天花板。
    听见动静，他睁开眼，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是更深的绝望。
    “你怎么又回来了？”他声音嘶哑。
    我没回答。我走到床边，从包里拿出那个小本子，撕下了那一页账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账不用你还了。”我说，“我是你哥。哥给弟治病，天经地义。”
    他看着我，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有眼泪，终于冲破了那道防线，汹涌而出。
    我知道，这病，难治。
    这债，难还。
    但这条路，我们还得一起走下去。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是万丈深渊。
    我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