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是江西萍鄉人，生於官宦家庭，少時在私塾讀書，一九一六年就讀北京大學，參加五四運動，是北大學生領袖之一。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是十二代表之一，被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組織部主任，是老資格中共創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張國燾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與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被列寧兩次接見。張國燾還兩次出任中央組織部長，是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第六屆政治局委員、常委。
    一九三一年，張國燾參加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回國後，來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幟，得到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結果王明進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大權。四中全會之後，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有係統有組織地向全國各蘇維埃地區派出中央代表，要直接掌握這些蘇區的黨、政、軍大權。時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國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鄂豫皖蘇區。
    張國燾在中共中央資深位高，深知要領導中國革命，真正的本錢是要擁有槍杆子，資格與職位並不是真正的本錢。但擁有軍隊並非易事，尤其像他這樣的一介書生，別人提著腦袋拚殺出來的武裝實力，憑什麼給你掌管？這次，張國燾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直接掌管鄂豫皖黨政軍大權，暗藏私心。他正好可以堂而皇之利用革命的名義，把鄂豫皖紅軍，變成一個屬於“自己的”武裝隊伍。王明派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來，正中張國燾下懷。否則，張國燾還真看不上這個小小的鄂豫皖山區。
    張國燾一到大別山，首先以中央指示為名，撤銷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名正言順地奪了原鄂豫皖特委領導人的權，把他們排斥出局。緊接著，張國燾宣布成立中央鄂豫皖分局和軍事委員會，自任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所任用者，自然是聽命於自己的人。
    張國燾的這一套做法，雖然引起原鄂豫皖蘇區原黨政眾多領導的不滿，包括紅四軍政治委員曾中生和軍長徐向前等人。但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機構派來的代表，按組織原則，他們必須服從。
    張國燾對鄂豫皖蘇區原黨政領導人對他的做法是口服心不服，心裏是有數的。
    這些人對他來說，就是隱患，就是威脅。不把這些人整下去，張國燾想在鄂豫皖蘇區唯我獨尊就很難。
    但鄂豫皖蘇維埃根據地的許多領導人，都是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和久經考驗的革命領導人，在地方和紅軍內享有很高威信。想把這些人整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在此時，王明秉承共產國際的旨意，從上海頻頻給張國燾發來指令，要求在紅軍內部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
    張國燾要獨攬大權，剪除異己，而中央正好要求在紅軍內部開展“肅反”，兩下裏一拍即合。王明的“肅清反革命”運動，正好為張國燾剪除異己提供了一個光明堂皇的理由。
    但要把那些享有很高威信，在軍中一呼百應、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和地方黨的領導人打成反革命，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行。張國燾明白，在流寇式武裝割據的地盤裏，處置這些領頭造反的將領，一旦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促成兵變！那樣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
    對張國燾來說，能抓住這些人“反革命”的把柄，弄到他們“反革命”的事實，才是特別重要，特別需要的事情。
    為此，張國燾以紅軍保衛局的人員為基本骨幹，專門成立了“肅反”領導組，采取雞蛋裏麵挑骨頭的方式，搜集這些人的“反革命”材料。規定各級“肅反”領導組，由中央分局直接領導，任何人不得過問。實際上，就是“肅反”運動，隻能聽他張國燾指揮。
    冥冥中蒼天無眼，些許是天意，些許是機遇，張國燾心想事成，老天竟成全了他。
    當時，皖西麻埠的箭廠河，設有鄂豫皖紅軍的後方總醫院。醫院裏住的除了受傷的紅軍官兵，還收治了上百名受傷的敵俘。這些敵俘傷勢治愈後，有幾十人參加了紅軍。但他們很快對紅軍艱苦、勞累而又危險的生活厭倦了，也忍受不了紅軍鐵的紀律。這些俘虜後悔了，他們私下裏滿腹牢騷，一肚子怨言。結果，一人領頭串通了幾個想逃走的人，計劃在紅軍醫院的飯菜裏投毒，然後奪取武器打回國民黨部隊，立功贖罪。
    他們乘司藥員沒注意，偷了醫院藥櫃裏的毒藥。但投毒的人在食堂實施投毒時，事情敗露，被紅軍戰士發覺生擒。
    投毒者被押到政治保衛總局審訊，熬刑不過，供出了那個領頭人。這個領頭人來不及逃走，被抓後自知必死，卻反咬毒藥是醫院藥庫的司藥員給他的。
    司藥員叫陳桂蘭，是紅四軍第十師二八團團長潘皈佛的妻子。當天，陳桂蘭即被抓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保衛總局。保衛總局的審訊人員對陳桂蘭進行嚴刑逼供，捆綁毒打，還要將滾燙的桐油澆到她的背脊上！陳桂蘭熬刑不過，無奈“招供”說：“我和潘皈佛是改組派派來的。”
    “改組派”是國民黨派係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內汪精衛派與蔣介石派企圖在反共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但內部又發生矛盾。汪精衛、陳公博等組織在野反對派，標榜重新改組國民黨，被稱為“改組派”。
    陳桂蘭自己“供認”出她和她的丈夫潘皈佛是“改組派”派來的，還能有假？保衛局的人十分震驚，愈加要追根問底。他們又逼問陳桂蘭具體是誰派來的？陳桂蘭無法說清，刑訊者卻不依不饒。於是，陳桂蘭又亂供說是“李榮桂”派來的，李桂榮當即被捕。
    李榮桂是個非同小可的人物，他是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正師級幹部。這個剛過三十歲的皖西漢子並不是一個意誌薄弱的人，但在保衛總局那些抓肅反人員慘絕人寰的酷刑折磨下，那種求生無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摧垮了他的意誌。李榮貴被屈打成招，按誘供供認說“鄂豫皖紅軍改組派有一個軍事委員會，許繼慎、周維炯、高建鬥等九人為委員，許為主席。他們密謀要把紅軍拉到長江邊，於九月十五日舉行反叛，投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