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名人
    很多人對同性戀群體感到很好奇，總體來說，他們和異性戀群體無異，因為這既然是"隨機發生"的自然逆轉，則並無規律可循。但他們又有一些共性：他們的才智平均值在普通人之上（參見藹理士調查），其中有些人相當高。一些人對藝術尤其是音樂有很深的素養。在音樂美術專業的人群裏，同性戀的比例要高於其它群體中同誌的比例。
    曆史上同性戀名人數不勝數。很多人不理解柏拉圖的所謂"精神戀愛"，這都是因為對古希臘社會研究了解不深的緣故。如果知道了其意義在某一方麵就是指同性戀，這個就不難理解。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最負盛名的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哲學家和發明家達芬奇以及與他同時代的米開朗基羅都是同性戀，米開朗基羅曾狂熱的愛過一個叫做卡瓦列裏的青年貴族，他們的戀情幾乎全城皆知。卡瓦列裏就是後來寫了《靈魂的七種體現》（名字記不清了）的作曲家小卡瓦列裏之父。英國大哲人培根被認為是同性戀者。王爾德是眾人皆知的同性戀者，他曾因為自己的獨立秉性而入獄。支持瓦格納的有同性戀傾向的路得維希二世和管家雙雙跳河自殺身亡。法國作家科克托是雙性戀。美國大詩人惠特曼和狄金森幾乎可以被肯定是同性戀，許多人為了支持自己所謂正統立場竟對很多明顯的證據視而不見。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俄羅斯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身上，他因為愛上外甥而被迫自殺，然而音樂界和史學界許多人寧可接受漏洞百出的記錄說他死於霍亂。與卡拉揚齊名的大指揮家伯恩斯坦曾與老師科普蘭同居過。另外，文學家吳爾芙，也有此傾向。法國當代哲學大師福柯，是公開的同性戀者。英國數學家圖靈由於是同性戀而遭到迫害性無效治療，英年早逝，他被稱為計算機科學之父。同誌在政治家中比較少見，因為這個職業的特殊使然。然而我知道的，以色列特拉維夫市長和澳大利亞大法官之一（名字記不清）是公開承認了自己的性取向。在中國，不用說曆朝曆代皇帝的優伶，那幾乎列舉不盡。許多人知道乾隆與和珅的故事，卻沒有發現其中的同性戀意味。要知道皇帝和寵臣尤其宦官，這樣的意味是很濃厚的。周定王有"裸合"之境，龍陽君留下了"龍陽"一詞，衛靈公留下了"餘桃"一幕，漢哀帝和董賢留下了"斷袖"典故。《斷背山》之所以把英文的Back故意譯成"臂"，成為《斷臂山》，其實是呼應這個典故。民國時期廣州的金蘭契之類的女子組織，亦是此類意味很深的場所。說到東方，當代的張國榮和白先勇，兩個人公開了各自的同誌戀情，而其高尚人格早已得到社會尊重。再往東，日本的川端康成大學時曾有一段同性戀情，到了三島由紀夫，同性戀就是很明顯以至於外露的了。這些都和出生地點，就讀學校一樣，稀鬆平常。
    判斷析解：
    現在的同性戀要和古代的家族寵信、知己寵信、才華寵信和同性情誼區分開，有寵信性質的基本是出於外因而非本能意識上的性取向。古代帝王常因為外戚家族而寵信某個人，但又往往因為外戚的沒落和滅亡而摒棄對其寵信，武帝之寵信李延年和衛青和霍去病是典型的外戚寵信。還有一類是知音或兄弟情誼，這也要分開，不然曆史上有兄弟情誼的人皆可稱同性戀了，比如對待功臣和對待共同的知音，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和劉弘基之間"每每馬並出行，同床共臥"但其實不為同性行為，而是以交流、誌向、思維取向為基礎的知己而已。同性戀行為包含同床共枕和同性親密，但有同床共枕和同性親密行為的人絕不等於同性行為。而對宦官寵信是為對其服侍的肯定。比如一個皇帝或君主自小受到一個人的服侍，長大後不受其服侍反而不舒服而獨愛其服侍，此為趨於習慣性質的趨向，而非同性層次的本能取向。
    古書中佞臣、男寵定義：
    有些君主和帝王在後宮佳麗無數的前提下也是喜歡和一些非商討國事的男人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有共枕的的描述。有些帝王放下架子，與自己欣賞的才士和知己侃侃而談，夜而同眠。而受皇帝寵信的這類人往往是史官和禮儀官所鄙視的，如果被寵信的對象身份顯赫數有大功也就罷了，但那些身份卑微沒有實功的人通常被描述成了受寵幸的佞臣。這也說明一些對國家社稷沒有絲毫貢獻和作用的人如果出於討好皇帝而受皇帝寵信則必將被打入佞臣之列。也就是男寵。古代史籍對於佞臣隻是形容非出於國家社稷而受寵信的一類人群，還與同性戀的定義差距甚大，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皇帝一和男人親密就列為同性之列。寵信宦官和佞臣往往是出於皇帝對其非治國安邦之才的欣賞而定義的，李延年唱歌唱得好，宮裏人都喜歡，被封為宮廷樂師備受皇帝欣賞，如果一個臣子或平民欣賞他的歌就不會被列為佞臣，但皇帝對其欣賞有嘉，每每聆聽，當作自己的知己，在大臣看來就是影響皇帝的政治，影響國家社稷，遂被打為佞臣。其實是文史家對此類人的一種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