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難料。
    正如我的祖先所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然而，如今我既已身為幽靈，老天恐怕就不在我這邊了。
    根據此次中國雲南省及亞洲腹地蘭那王國之旅的計劃：我的十多位喜愛藝術、富有、聰明、嬌生慣養的朋友，將在中國遊覽一個星期，並於聖誕節抵達蘭那王國。
    當我隨著我的朋友們，一同搭上自舊金山飛往中國的航班時，心中忽然有種莫名的激動——我將又一次返回我的故國，那大好山河依舊，隻是物是人非，究竟還有幾人能記得我呢？
    當然，這也是我第一次完全免費地乘飛機——航空公司無法向一位幽靈征收機票。
    沒有人看見我走進機艙，而我就在他們的左右，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下，傾聽著朋友們的對話和心聲。
    十幾個小時過去，我們來到了中國，上海。
    這是我出生以及度過童年時代的城市，我永遠難以忘記這裏的一切，就連空氣都是芬芳的，這是故鄉的氣味。
    可惜我已成為幽靈。
    在幾度轉機和短暫遊覽之後，我們於12月20日，到達了雲南麗江，這片“彩雲之南”的土地。
    當地最好的導遊來迎接我們，也是前一次我帶隊時的那位——秦錚先生，一個強壯的小夥子，穿著名牌牛仔褲，耐克運動鞋，飾有“Harvard”標誌的套衫。我的朋友們都很驚訝：他居然打扮這麼西化，如果不是有中國口音，簡直就是我們中的一分子。
    從空調大巴的窗戶往外看，我和我的朋友們看到了遙遠的雪峰。每次我看到它們，感覺都和初次相見一樣新鮮神秘，宛如納蘭性德的詞“人生若隻如初見”，其實我的人生亦是如此。
    薇拉戴著少數民族的項鏈、手鏈、腳鏈，隨著汽車的顛簸叮當作響。她穿著有腰帶的長袖衣服，特大號，雖然她不胖，隻是很高，骨骼粗大。十年前當她五十歲時，她就決定以後穿著隻求舒適了，她肩上披著自己設計的非洲圖案的圍巾。頭發染成棕色，剪得短短的，戴著一頂有彈性的帽子。
    挨著薇拉的是新任領隊本尼，他大聲朗讀我幾月前附在行程表後的注釋：“許多人認為麗江是像詹姆斯·希爾頓在他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寫的香格裏拉一樣的虛構城市……”
    因為想起了我，薇拉吃吃地笑了，但她的眼裏滿是淚花，她悄悄用圍巾擦了擦。
    我承認我有點自憐，自我死後，漸漸習慣於不斷被感動，而我又無法感知我的整個人生。現在我通過別人，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生命的寬度、體積和密度。我是否比釋迦牟尼成佛前收的六個弟子更受啟發？
    我是否有了天眼，天耳，能透析別人的思想？但這樣又有什麼好處？我說話他們聽不見。他們不知道我和他們在一起。他們聽不到我的激烈反對聲，我反對他們更改我計劃的遊程。
    他們還不懂我的注釋。比如對香格裏拉的注釋，我本想討論“香格裏拉”不同的含義。當然，那是引誘客人的陳詞濫調，不管在哪裏都一樣，從青藏高原到的的喀喀湖——都是高山上的仙境。
    香格裏拉：飄渺的美麗，難以觸摸，無比珍貴。
    對遊客說這些詞就像有魔力：“稀有，遙遠，原始，奇特！”如果服務不好，那就怪海拔高吧。
    我還應該帶著地理學方麵的資料，由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寫的，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為《國家地理雜誌》工作期間，在白雪覆蓋的喜瑪拉雅山腹地發現了一大片綠穀，如他在1931年發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樣。據說，那裏一些居民有一百五十多歲（我在養老院裏遇到的一些精神錯亂的老人也這麼聲稱）。
    詹姆斯·希爾頓也應該讀過洛克的這篇文章，因為不久後他在寫神秘的香格裏拉時，用了同樣的描述。
    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在《消失的地平線》裏描寫的另一個香格裏拉，那是一種思想境界，那些克製自己的人會長命，甚至不朽，否則就會因不受控製的刺激而死。“厭於享樂”是天賜的福，而熱情是sansraison（沒有原因）。熱情的人們製造了太多麻煩：他們不計後果，醉心於追求物質時，置他人於危險。所以有人認為香格裏拉就像解毒劑一樣重要。
    對大眾來說這是個精神寄托——誘使人們走最安全的路線。在世上有很多香格裏拉，我正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份中。
    溫迪此時心情難以平複，她自稱為某家庭基金會的理事。這也是事實，這是她的母親瑪麗·埃倫·布魯克瑟·費恩·馮建立的基金會，有些人惡意地稱她是“要結婚的寡婦”。溫迪的母親會在她的生日、聖誕節、光明節（猶太人一紀念節日）、和中國春節發給她“工資”，憑這些工資，溫迪可以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她生來就不缺錢，但是十幾歲以後，她決心自己不能像母親那樣。
    亞洲藝術博物館也是瑪麗·埃倫的捐助對象之一。在蘭那王國之行籌資現場拍賣會上，她是出價最高的投標人——三倍的價格。她給了溫迪兩張旅行票，作為她的生日禮物。
    溫迪踏上蘭那王國之旅時，陪她的是認識剛一個月的情人懷亞特。他是多特·弗萊徹與丈夫比利的獨子，被父母視如掌上明珠。比利是北達科他州Mayvill的大麥之王，那裏流行一句名言：“這就是美洲的樣子！”
    世事難料。
    正如我的祖先所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然而，如今我既已身為幽靈，老天恐怕就不在我這邊了。
    根據此次中國雲南省及亞洲腹地蘭那王國之旅的計劃：我的十多位喜愛藝術、富有、聰明、嬌生慣養的朋友，將在中國遊覽一個星期，並於聖誕節抵達蘭那王國。
    當我隨著我的朋友們，一同搭上自舊金山飛往中國的航班時，心中忽然有種莫名的激動——我將又一次返回我的故國，那大好山河依舊，隻是物是人非，究竟還有幾人能記得我呢？
    當然，這也是我第一次完全免費地乘飛機——航空公司無法向一位幽靈征收機票。
    沒有人看見我走進機艙，而我就在他們的左右，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下，傾聽著朋友們的對話和心聲。
    十幾個小時過去，我們來到了中國，上海。
    這是我出生以及度過童年時代的城市，我永遠難以忘記這裏的一切，就連空氣都是芬芳的，這是故鄉的氣味。
    可惜我已成為幽靈。
    在幾度轉機和短暫遊覽之後，我們於12月20日，到達了雲南麗江，這片“彩雲之南”的土地。
    當地最好的導遊來迎接我們，也是前一次我帶隊時的那位——秦錚先生，一個強壯的小夥子，穿著名牌牛仔褲，耐克運動鞋，飾有“Harvard”標誌的套衫。我的朋友們都很驚訝：他居然打扮這麼西化，如果不是有中國口音，簡直就是我們中的一分子。
    從空調大巴的窗戶往外看，我和我的朋友們看到了遙遠的雪峰。每次我看到它們，感覺都和初次相見一樣新鮮神秘，宛如納蘭性德的詞“人生若隻如初見”，其實我的人生亦是如此。
    薇拉戴著少數民族的項鏈、手鏈、腳鏈，隨著汽車的顛簸叮當作響。她穿著有腰帶的長袖衣服，特大號，雖然她不胖，隻是很高，骨骼粗大。十年前當她五十歲時，她就決定以後穿著隻求舒適了，她肩上披著自己設計的非洲圖案的圍巾。頭發染成棕色，剪得短短的，戴著一頂有彈性的帽子。
    挨著薇拉的是新任領隊本尼，他大聲朗讀我幾月前附在行程表後的注釋：“許多人認為麗江是像詹姆斯·希爾頓在他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寫的香格裏拉一樣的虛構城市……”
    因為想起了我，薇拉吃吃地笑了，但她的眼裏滿是淚花，她悄悄用圍巾擦了擦。
    我承認我有點自憐，自我死後，漸漸習慣於不斷被感動，而我又無法感知我的整個人生。現在我通過別人，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生命的寬度、體積和密度。我是否比釋迦牟尼成佛前收的六個弟子更受啟發？
    我是否有了天眼，天耳，能透析別人的思想？但這樣又有什麼好處？我說話他們聽不見。他們不知道我和他們在一起。他們聽不到我的激烈反對聲，我反對他們更改我計劃的遊程。
    他們還不懂我的注釋。比如對香格裏拉的注釋，我本想討論“香格裏拉”不同的含義。當然，那是引誘客人的陳詞濫調，不管在哪裏都一樣，從青藏高原到的的喀喀湖——都是高山上的仙境。
    香格裏拉：飄渺的美麗，難以觸摸，無比珍貴。
    對遊客說這些詞就像有魔力：“稀有，遙遠，原始，奇特！”如果服務不好，那就怪海拔高吧。
    我還應該帶著地理學方麵的資料，由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寫的，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為《國家地理雜誌》工作期間，在白雪覆蓋的喜瑪拉雅山腹地發現了一大片綠穀，如他在1931年發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樣。據說，那裏一些居民有一百五十多歲（我在養老院裏遇到的一些精神錯亂的老人也這麼聲稱）。
    詹姆斯·希爾頓也應該讀過洛克的這篇文章，因為不久後他在寫神秘的香格裏拉時，用了同樣的描述。
    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在《消失的地平線》裏描寫的另一個香格裏拉，那是一種思想境界，那些克製自己的人會長命，甚至不朽，否則就會因不受控製的刺激而死。“厭於享樂”是天賜的福，而熱情是sansraison（沒有原因）。熱情的人們製造了太多麻煩：他們不計後果，醉心於追求物質時，置他人於危險。所以有人認為香格裏拉就像解毒劑一樣重要。
    對大眾來說這是個精神寄托——誘使人們走最安全的路線。在世上有很多香格裏拉，我正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份中。
    溫迪此時心情難以平複，她自稱為某家庭基金會的理事。這也是事實，這是她的母親瑪麗·埃倫·布魯克瑟·費恩·馮建立的基金會，有些人惡意地稱她是“要結婚的寡婦”。溫迪的母親會在她的生日、聖誕節、光明節（猶太人一紀念節日）、和中國春節發給她“工資”，憑這些工資，溫迪可以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她生來就不缺錢，但是十幾歲以後，她決心自己不能像母親那樣。
    亞洲藝術博物館也是瑪麗·埃倫的捐助對象之一。在蘭那王國之行籌資現場拍賣會上，她是出價最高的投標人——三倍的價格。她給了溫迪兩張旅行票，作為她的生日禮物。
    溫迪踏上蘭那王國之旅時，陪她的是認識剛一個月的情人懷亞特。他是多特·弗萊徹與丈夫比利的獨子，被父母視如掌上明珠。比利是北達科他州Mayvill的大麥之王，那裏流行一句名言：“這就是美洲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