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風流逐水流
    ——從《人間詞話》看王國維之死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中國古代文人不乏仁者、智者，所以山水之詩文多矣，更有甚者，不少文人都選擇魂歸山水，如屈原之於汨羅江，蘇軾之於峨眉。
    而在近、現之交的中國，也有那麼一位文人將自己的歸棲之地選在了水中。雖有為他所喜的《紅樓夢》中“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汙淖陷渠溝”的詩句於前，但他還是留下了“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一紙遺書，於1927年6月1日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最後一位重要的美學和文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和文學理論融於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文學理論體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上，他是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梁，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而他的《人間詞話》更是中國美學和文藝學的經典著作。
    初讀《人間詞話》還是在中學時，那時愛詞成癡，無論與詞有關的什麼都一並讀來，雖然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但卻對王國維先生所提出的“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印象深刻。
    “境界”說是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的思想核心，也是他的美學基石。在《人間詞話》中國，王國維先生用“境界”說來評價中國詞的發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並在此基礎上鮮明地提出詩人的人格和文格要相統一。
    如他提出“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也。”又指出，“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有柳下惠之風。”
    中國人講究“文如其人”，強調人品與文品的內在關係，所以《人間詞話》中，王老先生之出了“詞乃抒情之作，故猶重內美。”他特別強調蘇、辛二人之“胸襟”，然後指出無其“胸襟”便無其“詞”，是以人品決定文品。他說蘇、辛二人“雅量高致”，讀其詞，便能感到古賢的高風亮節，能從作品中看出作者的高尚人格。由此可見，王國維先生所推崇的“境界”，其中便含有一種“人格”的境界。
    先生論詞時，注重人品更甚於文品。如他借用前輩詞論家周濟的話“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又以劉融齋“周旨蕩而史意貪”來評周邦彥和史達祖。雖語帶戲謔，令人“解頤”發笑，但卻抓住了詞人之“品”，更強調了人品與文品的統一。
    近日重讀《人間詞話》與先生的《人間詞》，再聯係先生生平，“人品”決定“文品”，方知所言不虛。而再由“境界”一說，推到為人為文的境界，再聯想至王國維先生沉於水的死因，不勝噓唏。也許，那些將先生的死因歸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是單純的為清廷盡忠的人都忽略了《人間詞話》中先生所提出的真“境界”，一種“為人”“為文”的高“境界”。
    同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寫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陳寅恪先生早已明確指出了王國維先生的死因，隻是世人更習慣於關注其他的瑣碎而刻意地忽略。
    其實，在先生信手拈來的晏殊、柳永、辛棄疾三家的懷人、苦戀、抒懷的名句中，已經體現了先生的“境界”。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若非自身有深刻體會，何以會有這樣詩意的凝聚，精神的貫注，這“三境界”的論述本身就是一種純粹的生命體驗。
    想來，少年時他“不屑就時文繩墨”，一心向往出洋留學，攻詞曲、文藝美學、史學、金甲文字，確實有“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境界。而先生於亂世之中，一心治學，苦心研究，亦無愧於“衣帶漸寬”之第二境界。至於第三境界，則是一種頓悟之境界，如釋迦摩尼眼前的菩提，如掉在牛頓頭上的蘋果，這種靈犀一點，參透真諦的大智慧、大境界，也許便是先生一直探索的人與文的境界吧！“人”即是“文”，“文”即是“人”，文化是他的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別無它法。
    餘秋雨曾在一篇文章中將王國維先生的死歸結為死於一種文化，而以我個人的看法，與其說王國維先生是因感與中國文化的沒落而死，還不如說，他將自身與文化融為了一體。“文”即是“人”，當社會動亂、民族危亡，古典文化日漸衰落之時，他以生命為之祭奠，為之追隨。
    於是乎，一代風流逐水而逝，從此風流雲散。他留下那部久負盛名的《人間詞話》，讓我們繼續探索真正的“境界”。